骨髓纤维化候选药进入动物药效阶段时，MPLW515L和JAK2V617F是经常被考虑的两类驱动突变模型。

两种模型都可以出现异常髓系增殖、巨核细胞异常、脾大、髓外造血和不同程度的骨髓纤维化，似乎都能够用于评价JAK/STAT通路抑制剂、抗纤维化药物、炎症调节药物及恶性克隆靶向药物。

但企业在不同平台或不同模型中重复实验时，经常会遇到结果不一致。

同一个候选药在MPLW515L模型中可以快速降低白细胞、血小板和脾重，却在JAK2V617F模型中药效不明显；也有候选药在JAK2V617F模型中逐渐改善骨髓纤维化和克隆负荷，进入进展更快的MPLW515L模型后却几乎没有表现出治疗窗口。

这种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一次实验失败。

MPLW515L和JAK2V617F虽然最终都能激活JAK/STAT信号，实际作用层级、细胞谱系偏向、疾病进展速度和骨髓微环境变化并不相同。

MPLW515L属于血小板生成素受体MPL的激活突变，通常会形成较强的MPL—JAK2信号，突出表现为巨核细胞和髓系增殖、血小板异常、快速脾大及较早出现的网状纤维沉积。

常用MPLW515L骨髓移植模型进展较快，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明显表型，适合快速体内PoC和剂量筛选，但也可能因疾病过快、动物状态迅速恶化而压缩治疗窗口。

JAK2V617F则发生在JAK2假激酶结构域，可影响红系、粒系、巨核系及早期造血干祖细胞。不同JAK2V617F模型可能表现为红细胞增多、白细胞和血小板升高，随后逐渐出现脾大、髓外造血、贫血和骨髓纤维化。

这一过程相对更接近部分PV或ET向继发性骨髓纤维化演变的路径，但模型周期、纤维化强度和个体差异也更容易受表达水平、品系和建模方式影响。

因此，两种模型回答的研发问题并不完全相同。

MPLW515L模型更容易检验候选药能否快速压制强烈的MPL—JAK/STAT驱动、巨核细胞异常和急速进展的骨髓纤维化；JAK2V617F模型则更适合观察候选药能否在慢性克隆扩增、红系异常和逐步重塑的骨髓生态位中产生持续作用。

模型选择一旦与候选药机制或产品定位不匹配，阳性结果可能被放大，阴性结果也可能过早淘汰本来具有价值的候选药。

企业真正需要比较的，不只是两种模型谁的纤维化更重，而是候选药在什么驱动背景、什么疾病阶段、什么治疗周期下，能够改变哪一层病理。

骨髓纤维化不是单纯的骨髓胶原增加。

疾病同时涉及驱动突变克隆扩增、异常巨核细胞分化、炎症因子释放、骨髓基质细胞重编程、网状纤维和胶原沉积、正常造血受抑以及脾脏髓外造血。

不同候选药可能只作用于其中一层。

1、控制异常髓系增殖

JAK/STAT通路抑制剂或其他抗增殖药物，通常能够较快降低异常白细胞、血小板和脾脏负荷。

这类结果说明候选药压制了增殖和炎症信号，但不能自动证明恶性造血干细胞已经被清除，也不能证明骨髓纤维化已经逆转。

2、改善脾大和髓外造血

脾大是骨髓纤维化模型中非常敏感的终点。

候选药抑制异常造血细胞扩增后，脾重和脾细胞数可以快速下降。

但脾脏缩小可能来自细胞增殖受抑、炎症减少、髓外造血下降或一般性骨髓抑制。

企业还需要确认脾脏中的异常克隆、HSPC和巨核细胞是否真正减少，以及骨髓正常造血能否恢复。

3、逆转骨髓纤维化

抗纤维化药物需要在既有网状纤维或胶原沉积形成后开始治疗，并观察纤维化是否下降。

如果候选药从造模开始同步给药，只能证明它可以延缓纤维化形成，难以证明其能够逆转已经建立的骨髓瘢痕。

4、恢复正常造血

纤维化下降不一定立即带来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

正常HSC可能仍受到恶性克隆竞争、炎症、铁代谢异常和生态位损伤影响。

真正的骨髓功能恢复，需要结合外周血象、骨髓细胞性、HSC/祖细胞组成、克隆形成能力和长期造血重建进行判断。

5、降低驱动突变克隆负荷

疾病修饰类候选药通常需要证明突变细胞比例、供体嵌合率或突变等位基因负荷下降。

血象恢复和脾脏缩小可以在恶性克隆持续存在时发生。

只有进一步观察突变HSC、长期重建能力和停药后反弹，才能判断候选药是在暂时压制信号，还是改变了疾病根源。

MPL是血小板生成素受体，主要参与巨核细胞、血小板及造血干祖细胞调控。

MPLW515L突变可导致受体持续激活，并通过JAK2、STAT、MAPK和其他下游通路推动异常造血。

1、常用模型以骨髓移植方式建立

常见做法是将携带MPLW515L的病毒载体导入小鼠骨髓细胞或造血干祖细胞，再移植到经过预处理的受体动物中。

突变供体细胞在体内扩增后，可快速形成髓系增殖性疾病。

这种模式建模效率较高，也便于通过荧光标记、供体标记或病毒载体追踪异常造血细胞。

2、疾病进展通常较快

MPLW515L模型常在较短时间内出现白细胞或血小板异常、巨核细胞增多、明显脾大和骨髓网状纤维沉积。

疾病进展速度快，有利于缩短候选药早期PoC周期。

同时，快速进展也会带来动物状态变化快、治疗窗口短、不同时间点病理差异大等问题。

如果入组稍晚，模型可能已经进入重度脾大、骨髓纤维化和全身状态恶化阶段。

3、巨核细胞异常较为突出

MPL直接参与巨核细胞和血小板生成。

MPLW515L模型中可出现巨核细胞数量增加、形态异常、聚集和分泌谱变化。

异常巨核细胞释放TGF-β、PDGF及其他炎症和基质调节因子，促进骨髓基质细胞产生网状纤维和胶原。

因此，该模型特别适合评价作用于MPL信号、巨核细胞分化、巨核细胞分泌或巨核细胞—基质细胞通讯的候选药。

4、脾大和髓外造血通常明显

随着骨髓环境恶化及异常克隆扩增，脾脏成为重要髓外造血部位。

MPLW515L模型中的脾重、脾细胞数和脾脏组织结构常出现显著变化，能够提供灵敏的药效终点。

但脾脏变化通常快于骨髓纤维化逆转。

如果实验只观察脾重，很容易把快速抗增殖作用写成完整的疾病修饰。

5、MPLW515L模型的主要限制

模型常依赖病毒转导和移植，突变表达水平可能高于部分患者。

受体动物预处理、供体细胞数量、转导效率和移植嵌合率都会影响疾病严重度。

模型快速进展也难以完整模拟部分患者多年缓慢发展的骨髓纤维化过程。

因此，它适合快速、强驱动的体内药效验证，却未必能够独立覆盖慢性疾病修饰和不同驱动突变人群。

JAK2V617F是经典骨髓增殖性肿瘤中的常见驱动突变。

该突变削弱JAK2假激酶结构域对激酶结构域的抑制，使JAK2信号持续激活。

1、JAK2V617F可以影响多个造血谱系

JAK2位于多类造血细胞因子受体下游。

JAK2V617F可同时影响红细胞、粒细胞、巨核细胞及早期HSPC。

因此，模型中常同时出现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异常，其具体表现取决于突变表达水平、受体背景和动物品系。

2、部分模型先呈现PV样表型

一些JAK2V617F骨髓移植或转基因模型首先表现为红细胞增多、红细胞压积升高和脾大。

随着疾病持续发展，动物可能逐渐出现骨髓纤维化、贫血和更明显的髓外造血。

这类模型能够模拟PV向继发性骨髓纤维化转化的部分过程。

如果候选药在红细胞增多阶段开始给药，评价的更多是抑制早期MPN，而非治疗已形成的骨髓纤维化。

3、疾病表型受表达水平影响明显

JAK2V617F与野生型JAK2之间的表达比例，会影响疾病表现。

较高的突变信号可能更偏向红细胞增多和强烈髓系扩增；不同表达水平也可能影响血小板、巨核细胞和纤维化进展。

因此，不同实验室使用的JAK2V617F模型即使名称相同，实际疾病阶段也可能不同。

4、动物品系会改变疾病表型

不同小鼠品系在基础造血、免疫反应、细胞因子环境和纤维化敏感性方面存在差异。

相同JAK2V617F构建在不同品系中，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白细胞升高、脾大、网状纤维和生存差异。

跨平台比较时，需要确认品系、供体和受体背景，而不能只比较突变名称。

5、JAK2V617F模型的纤维化形成可能更慢

部分JAK2V617F模型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形成稳定骨髓纤维化。

这一特点增加了实验周期和成本，却也为治疗性入组、长期观察、克隆负荷和疾病进展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间。

对于需要观察慢性骨髓生态位重塑和持续疾病修饰的候选药，这类模型具有重要价值。

6、JAK2V617F模型的主要限制

并非所有JAK2V617F模型都会形成稳定重度骨髓纤维化。

部分模型长期以PV样或ET样表型为主，网状纤维变化有限。

正式实验前必须通过历史数据或模型摸底，确认给药阶段是否已经出现候选药需要改善的病理。

企业选择模型时，可以从六个维度进行比较。

1、驱动信号的起始层级不同

MPLW515L位于细胞因子受体层面，直接形成持续的MPL—JAK2信号。

JAK2V617F位于受体下游激酶层面，可与多种细胞因子受体协同，影响更广泛的造血谱系。

这意味着，靶向MPL或MPL特异性复合体的药物可能在MPLW515L模型中表现更突出；JAK2V617F特异性抑制剂则需要在JAK2V617F模型中证明突变选择性。

2、主要谱系偏向不同

MPLW515L模型通常更突出巨核细胞、血小板和髓系异常。

JAK2V617F模型常同时涉及红系、粒系和巨核系，并可能先出现PV样红细胞增多。

如果候选药主要改善贫血或红系分化，JAK2V617F模型的疾病阶段需要仔细选择；如果候选药直接靶向异常巨核细胞，MPLW515L模型通常更敏感。

3、疾病进展速度不同

MPLW515L移植模型常快速进展。

JAK2V617F模型的进展速度通常更依赖建模方式，部分模型经历较长的早期增殖阶段后才出现纤维化。

快速模型有利于筛选，慢性模型更有利于观察疾病阶段和长期治疗。

4、纤维化形成机制存在差异

两种模型都可通过异常造血细胞和巨核细胞影响骨髓基质。

但MPLW515L模型中的强烈MPL信号和巨核细胞异常可能更快推动TGF-β及ECM反应。

JAK2V617F模型中的纤维化则可能同时受到红系、粒系、巨核系和长期炎症环境影响。

抗纤维化候选药在两种模型中药效不同，可能说明其只阻断了其中一类纤维化驱动。

5、血象和骨髓储备不同

MPLW515L模型可能迅速出现异常血小板、白细胞和脾大，晚期也可能出现贫血和骨髓衰竭。

JAK2V617F模型早期可能表现为红细胞增多，后期才转向贫血和纤维化。

相同药物对血红蛋白的影响，在一个模型中可能被判断为骨髓抑制，在另一个模型中却可能是纠正异常红细胞增多。

6、适合回答的研发问题不同

MPLW515L模型更适合快速验证强JAK/STAT驱动、MPL依赖、巨核细胞异常和早期抗纤维化作用。

JAK2V617F模型更适合研究突变选择性、PV/ET向MF进展、慢性克隆扩增和长期骨髓生态位改变。

1、广谱JAK通路抑制剂

两种模型都可用于评价JAK通路抑制剂。

MPLW515L模型可以快速观察白细胞、血小板、脾大和STAT信号变化。

JAK2V617F模型则更适合观察药物对突变克隆、红系异常和长期疾病进展的影响。

如果候选药只在MPLW515L模型中有效，需要判断其是否依赖强烈MPL信号，或者在JAK2V617F模型中暴露和治疗周期不足。

2、JAK2V617F突变选择性抑制剂

这类药物必须在JAK2V617F模型中证明对突变克隆的选择性清除。

主要终点应包括突变细胞比例、供体嵌合率、突变HSC和长期造血重建。

MPLW515L模型可以用于判断药物是否仍具有下游JAK2抑制作用，却不能替代突变选择性证据。

3、MPL或巨核细胞靶向药物

MPLW515L模型对MPL和巨核细胞相关干预通常更敏感。

可重点评价异常巨核细胞数量、聚簇、成熟状态、TGF-β分泌和骨髓纤维化。

为了证明机制具有更广泛适用性，还可以在JAK2V617F模型中观察巨核细胞相关纤维化是否同步改善。

4、直接抗纤维化药物

针对TGF-β、ALK5、基质细胞、胶原生成或ECM重塑的候选药，最好在两种模型中完成验证。

如果药物在MPLW515L和JAK2V617F模型中都能改善骨髓纤维化，说明其作用可能位于不同驱动突变共享的下游基质反应。

如果只在一种模型中有效，则需要进一步识别其依赖的巨核细胞、炎症或基质细胞状态。

5、炎症和细胞因子调节药物

IL-1、TNF、CXCL及其他炎症信号在不同模型中的强度可能不同。

候选药应先确认目标细胞因子在给药阶段是否升高，并结合骨髓和脾脏的细胞来源进行分析。

单纯检测血浆细胞因子，无法完整代表骨髓局部炎症。

6、恶性HSC和克隆清除药物

JAK2V617F模型更适合研究突变HSC的长期竞争、克隆负荷和疾病进展。

MPLW515L移植模型也可以追踪突变供体细胞，但快速疾病和高表达可能放大短期抗增殖作用。

需要增加二次移植或长期重建实验，判断药物是否真正影响疾病起始细胞。

7、贫血改善类候选药

如果项目定位伴贫血骨髓纤维化，需要选择给药起点已经出现稳定贫血的模型。

部分早期JAK2V617F模型存在红细胞增多，不适合直接用于评价升高血红蛋白的药物。

MPLW515L模型是否出现稳定贫血，也取决于病程和造模强度。

模型必须依据血红蛋白、网织红细胞、红系祖细胞和铁代谢进行入组，而不能只看纤维化程度。

1、候选药只适合某一驱动背景

靶向MPL受体、MPL复合体或巨核细胞特异机制的药物，在MPLW515L模型中可能表现明显，在JAK2V617F模型中作用较弱。

这并不一定说明候选药失败，可能提示适用患者需要按照驱动突变或巨核细胞依赖性分层。

2、候选药在快速模型中没有足够起效时间

部分抗纤维化和骨髓微环境修复药物需要较长时间降低ECM、恢复血管和重建造血生态位。

MPLW515L模型进展过快时，动物可能在组织修复出现前已经达到终点。

此时阴性结果可能来自治疗窗口过短。

3、短期抗增殖作用可能被快速模型放大

候选药只要迅速抑制细胞增殖，就可能在MPLW515L模型中明显降低白细胞和脾重。

进入慢性JAK2V617F模型后，如果恶性HSC持续存在，药物的短期优势可能减弱。

4、血象变化的方向不同

JAK2V617F模型处于PV样阶段时，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下降可能代表药效。

MPLW515L模型或进展期JAK2V617F模型已经存在贫血时，同样的下降则可能代表骨髓毒性。

不能使用统一的血象方向判断两种模型中的药效。

5、纤维化基线不同

候选药开始治疗时，如果MPLW515L模型已形成重度纤维化，而JAK2V617F模型只有轻度网状纤维，两者的药效空间不同。

轻度模型容易观察到预防纤维化，重度模型更适合评价逆转，但难度也更高。

6、药物暴露可能不同

快速进展的MPLW515L动物可能出现脾大、肝脏髓外造血、消瘦和器官功能变化，影响候选药吸收、分布和清除。

JAK2V617F模型中的红细胞和血细胞比例变化，也可能影响全血药物分布。

相同mg/kg剂量不代表两种模型达到相同有效暴露。

7、骨髓和脾脏PD不同

部分药物在脾脏中暴露充分，可以快速缩脾，却难以进入纤维化严重的骨髓区域。

如果只检测脾脏STAT抑制，可能高估骨髓靶点命中。

需要分别评价血液、脾脏和骨髓中的药物暴露及PD。

骨髓纤维化动物实验不能只设置一个“能够缩脾”的阳性药。

阳性药应与候选药准备证明的研发能力匹配。

1、JAK抑制剂适合验证信号和缩脾能力

ruxolitinib或其他JAK通路抑制剂可用于确认模型是否能够响应标准JAK信号干预。

主要观察白细胞、血小板、脾大、炎症因子和p-STAT等指标。

这类阳性药能够验证模型对JAK信号抑制的敏感性，却不一定能在短周期内明显降低突变负荷或逆转成熟纤维化。

2、抗纤维化项目需要机制匹配的参照

如果候选药主要靶向TGF-β、基质细胞或胶原重塑，仅使用JAK抑制剂作为阳性药可能不足。

需要根据项目机制增加能够影响纤维化通路的参照，并将网状纤维、胶原和骨髓功能设为主要评价层。

3、贫血项目需要贫血导向阳性药

候选药定位改善贫血时，阳性对照应能够反映红系生成、铁调素或相关贫血机制。

只使用缩脾型JAK抑制剂，可能无法验证模型是否具备识别贫血改善的能力。

4、阳性药剂量不能只追求最大缩脾

高剂量JAK抑制剂可能明显降低白细胞、血小板和脾重，同时加重贫血或骨髓抑制。

过强的阳性对照会压缩候选药比较空间，也可能使模型失去评价安全窗口的价值。

应根据暴露、PD和血象耐受性选择剂量。

5、联合治疗需要设置标准治疗背景

如果候选药计划与JAK抑制剂联合开发，动物实验应设置候选药单药、JAK抑制剂单药和联合组。

联合药效需要证明在标准治疗已经缩脾和抑制炎症的基础上，候选药仍能进一步改善纤维化、贫血或克隆负荷。

1、外周血象需要动态检测

应连续记录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小板和网织红细胞。

单一终点血象无法判断药物是快速抑制增殖、逐渐恢复正常造血，还是造成持续骨髓抑制。

2、脾脏需要区分体积和细胞组成

除脾重外，还应评价脾脏组织结构、HSPC、髓系细胞、巨核细胞、红系细胞和异常克隆负荷。

脾脏缩小但突变HSPC比例不变，可能意味着髓外造血被暂时抑制，疾病起始细胞仍然存在。

3、骨髓网状纤维和胶原需要分开评价

网状纤维染色更敏感地反映早期纤维网络。

Masson、Sirius Red或胶原相关检测可补充评价更成熟的胶原沉积。

两类结果不一致时，需要结合给药时间、纤维化阶段和取材位置解释。

4、巨核细胞需要评价数量和状态

应观察巨核细胞数量、大小、核分叶、聚簇和骨髓空间分布，并检测GATA1、MPL、p-STAT、TGF-β及其他分泌因子。

巨核细胞数量下降，不代表异常分泌和促纤维化状态已经完全纠正。

5、骨髓HSPC和祖细胞组成

可通过流式评价HSC、MPP、髓系祖细胞、红系祖细胞和巨核祖细胞。

如果候选药只降低成熟异常细胞，却未影响突变HSC，停药后仍可能快速复发。

6、恶性克隆负荷

可根据模型体系检测供体嵌合率、荧光标记细胞比例、突变等位基因负荷或突变HSC比例。

克隆负荷应与血象、脾大和纤维化分别分析，避免把表型改善等同于克隆清除。

7、骨髓功能

可开展CFU、长期培养和二次移植等实验，评价正常及异常HSPC的造血能力。

骨髓纤维化下降后，如果正常多系造血仍未恢复，说明骨髓生态位或HSC储备仍存在问题。

8、骨硬化和骨重塑

部分骨髓纤维化模型可伴随骨硬化及骨小梁变化。

可根据项目需要增加micro-CT、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和骨代谢指标。

纤维化和骨硬化未必同步改善。

9、PK/PD和组织分布

至少需要评价血浆或全血暴露、脾脏暴露、骨髓暴露和关键通路PD。

骨髓纤维化严重时，组织取样和药物浓度解释需要统一方法，避免残留血液和不同骨位点造成偏差。

1、MPLW515L模型需要建立清晰的时间窗口

模型进展较快，正式实验前需要通过血象、供体嵌合率、脾脏变化和骨髓病理建立时间曲线。

给药过早时，评价的是预防疾病建立。

给药过晚时，动物可能已经出现严重脾大、贫血和全身状态恶化，候选药缺少足够治疗时间。

治疗性PoC应在疾病表型已经出现、但动物仍具有可干预空间的阶段入组。

2、JAK2V617F模型需要确认是否已经进入纤维化阶段

JAK2V617F模型早期可能以红细胞增多和髓系增殖为主。

如果项目定位骨髓纤维化，不能只根据突变细胞嵌合成功就开始给药。

应连续监测血象、脾脏和骨髓网状纤维，在纤维化达到预设程度后进行分层入组。

3、短期终点适合观察信号和增殖

给药早期可检测p-STAT、炎症因子、白细胞、血小板和脾脏负荷。

这些指标变化较快，适合判断候选药是否达到有效暴露并命中靶点。

4、中长期终点用于评价纤维化和造血恢复

网状纤维下降、胶原重塑、正常HSPC恢复和贫血改善通常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治疗周期太短，容易得到脾脏阳性、纤维化无变化的结果。

项目应根据主要终点倒推周期，而不能对所有骨髓纤维化候选药统一使用固定疗程。

5、设置中期取材有助于解释药效顺序

部分动物可在治疗早期取材，观察靶点、巨核细胞和炎症变化；其余动物用于终点纤维化、血象和克隆负荷评价。

如果信号先下降、巨核细胞随后改变、纤维化最后改善，可以形成较清晰的机制链。

6、停药观察可以区分信号抑制和疾病修饰

停药后白细胞、脾大和异常克隆迅速反弹，提示候选药主要依赖持续抑制信号。

停药后仍能维持血象、纤维化和低克隆负荷，更支持持续疾病修饰作用。

1、候选药定位广泛骨髓纤维化人群

如果药物计划覆盖JAK2、MPL及其他驱动突变患者，仅在MPLW515L或JAK2V617F单一模型中阳性，证据通常有限。

双模型结果方向一致，更有利于证明候选药作用于共享的下游病理。

2、候选药直接靶向驱动突变

JAK2V617F特异性药物应以JAK2V617F模型为核心。

MPL特异性或突变CALR—MPL相关候选药，则需要在相应驱动背景中验证。

第二模型用于评估作用边界和非特异JAK抑制，而不是要求所有驱动背景都同样有效。

3、候选药属于直接抗纤维化药物

可先在进展快、纤维化稳定的MPLW515L模型中完成早期PoC，再在JAK2V617F慢性模型中确认其在不同驱动背景下是否仍能改善骨髓基质和正常造血。

4、首个模型结果阴性但靶点已经命中

如果药物暴露和PD充分，仍需判断治疗窗口是否过短、模型是否过快进展，以及目标病理在该模型中是否占主导。

第二模型应围绕明确假设设计，不能简单更换模型寻找阳性。

5、首个模型脾脏阳性但纤维化无效

可以在更适合长期纤维化观察的第二模型中延长治疗，判断药物是否具有缓慢的基质修复作用。

同时也需要接受另一种可能：候选药主要属于症状和增殖控制药物，缺乏直接抗纤维化能力。

6、需要支持联合治疗开发

可在快速模型中完成剂量组合和安全窗口筛选，再在慢性模型中评价联合方案对纤维化、贫血和克隆负荷的长期增量作用。

1、把MPLW515L和JAK2V617F都当成统一的MF模型

两种模型的驱动层级、谱系偏向和疾病速度不同，不能只按纤维化名称互换。

2、模型刚移植成功就开始给药

此时评价的主要是预防异常克隆建立，难以证明治疗已经形成的骨髓纤维化。

3、只看脾重判断药效

缩脾可以来自抗增殖、抗炎或骨髓抑制，需要结合脾脏细胞组成、克隆负荷和骨髓结果。

4、网状纤维下降就直接宣称骨髓功能恢复

纤维化、HSPC、血象和长期造血能力需要分别评价。

5、JAK2V617F模型尚处于PV样阶段，却用于评价贫血型MF药物

模型疾病阶段与目标患者不匹配，会直接改变药效方向。

6、MPLW515L模型进展过快，却用于评价缓慢的生态位修复药物

候选药尚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动物已经到达实验终点。

7、只检测外周血p-STAT

外周血靶点命中不能代表骨髓和脾脏中的通路被充分抑制。

8、不同模型使用相同剂量，却不比较PK

疾病严重度、血细胞比例、脾大和肝脏髓外造血均可能改变药物暴露。

9、阳性药剂量过高

过强JAK抑制会压低血象并制造明显缩脾，难以比较候选药的安全窗口和差异化价值。

10、只评价成熟血细胞，不评价突变HSC

成熟细胞下降可能是短期抑制，疾病起始克隆仍然存在。

11、只做终点骨髓病理

缺少基线和中期信息时，无法判断候选药是在预防纤维化、阻止进展还是促进逆转。

12、把两个模型结果不一致直接归因于实验波动

差异也可能来自候选药真实的驱动突变选择性、疾病阶段依赖或组织暴露差异。

对于医药企业和biotech来说，MPLW515L和JAK2V617F模型的选择，核心不在于哪一种模型更经典，而在于哪一种模型能够回答当前候选药的研发问题。

博恩生物可围绕骨髓纤维化候选药提供动物临床前综合实验支持，包括根据候选药机制、目标患者、驱动突变和产品定位，评估MPLW515L、JAK2V617F及其他骨髓纤维化模型的适配性。

在模型启动前，可结合供体细胞来源、病毒转导效率、移植细胞数量、受体品系、预处理方式和历史数据开展模型摸底，建立血象、脾大、供体嵌合率和骨髓纤维化时间曲线。

在动物入组阶段，可根据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供体嵌合率、脾脏影像及可行的疾病指标进行分层随机，减少模型严重度差异对候选药结论的影响。

在外周血评价层面，可开展动态血常规、网织红细胞、外周血涂片及炎症因子检测，分析异常增殖、贫血和骨髓抑制。

在脾脏和髓外造血评价层面，可开展脾重、脾脏组织学、HSPC、髓系细胞、红系细胞、巨核细胞及异常克隆检测，区分单纯缩脾与髓外造血生态位改变。

在骨髓病理层面，可开展HE、网状纤维染色、Masson、Sirius Red及数字病理分析，评价骨髓细胞性、巨核细胞形态、网状纤维、胶原沉积和骨髓结构变化。

在造血细胞评价层面，可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HSC、MPP、髓系祖细胞、红系祖细胞和巨核祖细胞，并根据项目需要开展CFU、长期培养和移植重建研究。

在巨核细胞与微环境机制层面，可检测MPL、p-STAT、GATA1、TGF-β、PDGF、炎症因子、MSC活化、胶原生成和骨髓血管相关指标，建立异常克隆—巨核细胞—基质细胞之间的作用链。

在克隆负荷评价层面，可根据模型体系开展供体嵌合率、荧光标记、突变等位基因负荷和突变HSPC检测，区分表型控制与恶性克隆清除。

在PK/PD层面，可结合全血或血浆药代、脾脏和骨髓组织暴露、靶点占有及JAK/STAT、TGF-β和其他候选通路PD，建立剂量—暴露—信号—血象—脾大—纤维化关系。

对于计划联合JAK抑制剂开发的候选药，可设置标准治疗背景、单药和联合治疗组，评价候选药在缩脾、贫血、纤维化、克隆负荷和安全窗口方面的增量价值。

MPLW515L和JAK2V617F骨髓纤维化模型，为什么可能把同一个候选药做出不同结论？

因为两种模型虽然都激活JAK/STAT信号，却分别代表不同的驱动层级、造血谱系偏向和疾病进展路径。

MPLW515L模型通常进展快、巨核细胞和脾脏表型明显，适合快速筛选和强驱动背景下的体内PoC；JAK2V617F模型的表型更加多样，部分模型从PV样阶段逐渐进入纤维化，更适合研究慢性疾病进展、突变克隆和长期疾病修饰。

企业需要先明确候选药准备抑制JAK信号、靶向特定突变、改善贫血、逆转纤维化，还是清除恶性HSC，再倒推模型、疾病阶段、给药起点、治疗周期和主要终点。

只有候选药机制与模型驱动背景相匹配，两种模型之间的结果差异才能被正确解释，动物药效数据也才能真正支持临床人群选择和Go/No-Go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