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候选药时，很多项目在模型选择上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种方案最省事：直接使用C4-2、C4-2B等已经具有去势抵抗表型的细胞，在去势雄鼠中建立CDX，肿瘤形成以后立即评价候选药。

另一种方案明显更慢：先让LNCaP在雄性小鼠中形成雄激素依赖性肿瘤，再实施去势。肿瘤先出现回缩或生长停滞，经过一段残留期以后，部分肿瘤重新在低雄激素环境中持续增长，此时再把它定义为获得性CRPC并开始第二阶段治疗。

两种方法最后都可以得到一个“去势条件下仍然生长”的肿瘤，但它们提供的开发信息并不一样。

C4-2和C4-2B本身就是从LNCaP相关体内进展体系中逐步筛选出来的亚系，能够在低雄激素环境下持续生长，同时仍保留AR及PSA等特征；C4-2B又进一步来源于骨转移相关亚系。它们最大的价值是已经把“去势抵抗”固定成相对稳定的肿瘤表型，可以高效率评价现有CRPC对候选药的响应。

LNCaP去势后再进展模型则保留了一段非常关键的疾病演化：雄激素依赖肿瘤经过去势治疗后先受到抑制，随后残留克隆在持续低雄激素环境中重新获得生长能力。经典体内研究已经观察到LNCaP异种移植瘤在去势后先受抑制、PSA下降，之后重新生长形成去势抵抗性肿瘤。

因此，企业真正需要决定的并不是哪种模型“更高级”。

关键要看产品准备解决哪一个临床阶段的问题。

治疗已经形成的CRPC，直接C4-2/C4-2B通常效率更高；研究ADT以后残留病灶、延缓CRPC形成或者干预获得性去势抵抗，LNCaP体内去势—复发模型提供的信息明显更多。

C4-2/C4-2B回答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问题：

已经具有去势抵抗表型的肿瘤，现在给候选药，还能不能把它压下去？

LNCaP体内去势—复发模型回答的是一个动态问题：

一块原本依赖雄激素的肿瘤经过ADT以后，哪些细胞能够活下来，这些残留细胞多久重新进展，候选药又应该在疾病演化的哪一个阶段介入？

这一区别对企业很重要。

如果产品定位是一个新的AR降解剂、AR通路抑制剂或者直接针对既有CRPC的候选药，早期最需要的是快速证明体内PoC。此时直接C4-2/C4-2B完全合理。

如果产品准备宣传“延缓去势抵抗”“清除ADT残留细胞”或者“提高ADT治疗持久性”，直接把一个已经稳定去势抵抗的C4-2接种进去，会把最关键的疾病形成过程直接跳过。

模型应该先服从产品准备提出的临床主张。

直接CRPC细胞模型最明显的优势是效率和标准化。

细胞状态相对稳定，接种条件可以统一，肿瘤达到预设体积以后进行分层随机，也方便同时比较多个候选物和剂量。

对于药物发现阶段，这一点非常重要。

例如有10个AR degrader需要进入体内确认，没有必要让每一个分子都先等待LNCaP去势后数周甚至更长时间重新进展。

先用C4-2等模型筛出真正具有良好暴露、AR降解和体内抑瘤能力的候选物，再把少量核心分子放进更复杂模型，研发效率会明显更高。

但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略。

如果项目要把C4-2/C4-2B定义为“CRPC体内模型”，宿主的雄激素环境也应该符合去势状态。

单纯因为细胞名称写着castration-resistant，就把C4-2种在完整雄鼠中，然后称为CRPC药效实验，疾病定义并不充分。

CRPC的核心前提是肿瘤在去势水平雄激素环境中依然能够持续生长。

细胞表型和宿主内分泌环境需要同时成立。

LNCaP模型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多做了一次手术。

它把“治疗选择压力”放回了动物实验。

一个典型过程可以看到：

肿瘤先在正常雄激素环境中生长，实施去势后增殖受到抑制，肿瘤出现回缩或者明显生长减慢；随后进入残留期，最终一部分肿瘤重新持续增长。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中间这段过程。

去势以后留下来的细胞，与治疗前快速增殖的LNCaP已经处于不同的选择压力下。

肿瘤可能通过AR表达和敏感性改变、配体非依赖性AR激活、肿瘤内雄激素代谢以及其他旁路机制重新建立生长。

所以如果候选药的核心卖点是干预“CRPC怎么形成”，这套模型会比直接使用一个固定CRPC细胞系提供更多信息。

而且可以比较：

候选药有没有改变去势后的最低肿瘤负荷，能不能延长残留期，以及最终多久重新出现持续进展。

这些终点在直接C4-2模型里天然不存在。

模型可以按照未来临床场景倒推。

这张表最重要的信息，是CRPC本身仍然需要继续分层。

“去势抵抗”并不能自动等于“恩扎卢胺耐药”，也不能等于“AR阴性”。

大量CRPC仍然高度依赖AR信号。

所以候选药究竟面对哪一种CRPC，需要在动物实验之前说清楚。

对于早期候选物筛选，C4-2通常非常合适。

尤其是仍然围绕AR通路发挥作用的候选药，可以比较候选药、enzalutamide等参照方案，并同步检测AR及下游PD。

它还特别适合做剂量和给药频次探索。

例如candidate低剂量只能短暂抑制AR，高剂量能够维持24小时PD，就可以进一步决定QD还是其他给药方式。

C4-2B则更适合在产品明确涉及骨转移以后提高权重。

需要特别注意，C4-2B具有骨转移来源和骨嗜性，并不意味着把C4-2B种在背部皮下以后就得到了“骨转移CRPC模型”。

皮下C4-2B仍然主要是一个皮下CRPC异种移植瘤。

如果产品真正作用骨微环境、成骨/溶骨过程、骨靶向递送或者骨转移中的AR耐药，就需要进一步把C4-2B放入骨内或者适合的系统转移环境。C4-2B在骨环境中的药物响应也可能与皮下生长明显不同。

第一类是ADT联合候选药。

如果企业未来准备把candidate和ADT同步用于激素敏感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能不能让肿瘤在去势以后压得更深、维持得更久。

第二类是残留病灶候选药。

有些药单独对大体积LNCaP作用一般，但特别擅长清除去势后存活的适应性细胞。

如果只做治疗前大瘤，很可能低估这类产品。

第三类是CRPC形成机制相关药物。

候选药如果作用AR再激活、应激适应、细胞可塑性或者去势后的代谢重编程，动态模型才能真正显示这些机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第四类是希望证明“延缓CRPC”的组合。

这种产品最关键的终点应该逐渐从Day 21肿瘤体积，转向去势以后多久出现重新进展。

时间本身就是药效。

C4-2和C4-2B有明确的谱系关系，但模型价值并不完全相同。

C4-2已经具备在低雄激素环境中生长的能力，同时保持AR相关特征，很适合一般AR驱动CRPC候选药评价。

C4-2B进一步来自骨转移相关选择，具有更明显的bone tropism和骨微环境研究价值，并可在特定骨内模型中产生混合性成骨/溶骨改变。

所以一个普通AR degrader项目，没有必要因为C4-2B名字中带“bone”就默认优先使用它。

反过来，一款明确准备进入bone-metastatic CRPC的候选药，如果核心证据全部来自C4-2皮下瘤，也没有把临床优势真正验证出来。

选择C4-2还是C4-2B，应该看产品需不需要骨这一层疾病生态。

这是LNCaP去势—复发模型中最关键的QC。

第一，需要确认动物确实处于低雄激素环境。

手术去势通常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内分泌改变，必要时可以检测血清睾酮确认。对于直接使用C4-2/C4-2B建立CRPC模型，同样建议明确宿主是否处于符合设计的去势状态。

第二，要看到去势后的肿瘤反应。

如果LNCaP在去势以后从头到尾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需要先排查去势、细胞状态和模型本身，而不能直接把“没有缩小”定义为CRPC形成。

第三，需要预先定义重新进展标准。

可以依据肿瘤最低点后的连续增长、影像或PSA趋势建立标准，关键在正式实验前确定，并对所有动物一致执行。

不能看到某只动物开始长，就临时把它认定为CRPC。

第四，要把“重新进展”与短期测量波动分开。

最好要求连续多个时间点呈稳定增长趋势，再进入第二阶段随机治疗。

同一个LNCaP去势模型，只要改变candidate开始给药的时间，产品定位就会发生明显变化。

去势当天同步加入candidate，研究的是ADT intensification。

这时药物同时干预大量雄激素依赖肿瘤细胞和刚刚开始适应低雄激素环境的残留细胞，更适合回答能不能提高初始治疗深度、延缓后续CRPC。

如果等肿瘤已经明显回缩，进入低负荷平台期以后再加入candidate，重点就变成残留病灶。

这类设计特别适合研究drug-tolerant residual cells以及潜在CRPC起始克隆。

如果一直等待肿瘤在去势环境下重新稳定增长，再开始候选药，研究的才更接近治疗已经形成的获得性CRPC。

所以“LNCaP+去势+candidate”本身还不能完整描述实验。

真正需要写清楚的是candidate在疾病时间轴上的位置。

CRPC实验里的阳性药需要和候选药临床位置匹配。

对于AR通路候选药，enzalutamide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临床参照之一。

但如果模型本身仍然对enzalutamide敏感，就不能将其称为“ARPI失败后CRPC”。

如果产品定位是治疗ARPI-resistant mCRPC，应该进一步进入经过长期ARPI选择并确认耐药的模型。

在LNCaP去势演化实验中，还需要保留单独去势组。

否则无法判断candidate是在增加ADT本身的疗效，还是在独立抑制肿瘤。

比较完整的基础设计通常包含未去势或相应疾病参照、去势/ADT、candidate、ADT+candidate，以及与产品临床定位相匹配的标准治疗。

如果candidate是在CRPC重新进展后才开始，则随机时应依据重新进展后的肿瘤负荷重新分层，而不能继续沿用去势前分组。

对于直接C4-2/C4-2B皮下模型，肿瘤体积当然仍然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主要终点。

但进入CRPC开发以后，应该逐渐增加疾病相关信息。

第一是PSA。

对于仍保留AR活性的模型，血清PSA变化能够提供AR通路层面的动态信息。

第二是AR及其下游PD。

根据候选药机制可以检测AR总量、核定位以及KLK3、TMPRSS2、FKBP5等相关下游变化。

第三是增殖和死亡。

Ki67、凋亡等可以帮助判断肿瘤体积变化来自细胞周期抑制还是实际清除。

第四是疾病时间。

LNCaP演化模型尤其适合记录去势至最低点、最低点至重新进展以及candidate治疗后的再次进展时间。

对于一款准备延缓CRPC的产品，这些动态信息往往比某一个固定日期的TGI更重要。

PSA是AR调控非常明显的分子。

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解释风险。

一个强AR抑制剂可以在肿瘤体积还没有明显变化以前快速压低PSA。

所以candidate组PSA下降80%，并不能自动推出肿瘤细胞数量也下降80%。

对AR degrader、AR拮抗剂和雄激素合成抑制剂尤其需要注意。

更合理的是把PSA和肿瘤负荷分开。

如果PSA先下降，随后Ki67下降、肿瘤停止生长甚至回缩，这是一条非常合理的药理时间链。

如果PSA大幅下降，但肿瘤仍然持续增长，则需要考虑肿瘤是不是正在逐渐减少对经典AR转录程序的依赖。

这种情况对后续产品定位反而非常有价值。

它可能提示继续加大同类AR抑制剂剂量的收益有限，需要更换耐药机制。

CRPC候选药不适合长期只做健康动物血浆PK。

至少在核心候选物阶段，需要把血浆暴露、肿瘤组织暴露和近端PD放到同一张时间轴上。

如果是AR degrader，可以观察什么暴露下开始降解AR，AR最低点能够持续多久，以及AR恢复是否与下一次给药时间有关。

如果是AR antagonist，则更需要关注AR核转位和下游转录抑制。

如果产品作用雄激素合成或肿瘤内甾体代谢，还可以根据机制增加睾酮、DHT及相关甾体水平。

最终希望建立的是：

给药剂量→游离暴露→肿瘤浓度→AR/目标PD→PSA变化→肿瘤控制。

当第一模型和第二模型出现药效差异时，这条链还能帮助判断问题发生在哪一层。

如果C4-2有效、获得性LNCaP-CRPC无效，需要先判断第二模型中候选药是否真正达到足够暴露和target engagement，再讨论机制逃逸。

直接C4-2模型通常可以在肿瘤达到目标体积后完成统一随机。

LNCaP去势—复发模型没有这么整齐。

不同动物在去势后的回缩深度、残留期和再次进展时间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有部分肿瘤在预设观察期内没有进入符合标准的CRPC。

这意味着样本量设计不能只按最终药效组数计算。

还需要提前考虑成瘤率、去势响应率、重新进展比例以及时间不同步造成的损耗。

更重要的是随机化时点。

如果项目研究“治疗既有CRPC”，应该等每只动物满足预设CRPC标准以后，再按照重新进展时的肿瘤负荷分层进入治疗。

不能把去势后一直没有复发的动物算成candidate组的“长期完全缓解”。

这些动物可能只是模型没有成功进入目标疾病阶段。

企业做复杂模型时，模型成功率和药效成功率必须分开统计。

第二模型应该主动改变第一模型最有利的条件。

如果C4-2已经证明candidate能够在一个稳定AR阳性CRPC中工作，继续换一个相似皮下细胞系，增加的主要是重复性。

进入获得性CRPC、ARPI耐药或者骨转移环境，增加的才是产品风险信息。

1、因为C4-2或C4-2B被称为CRPC细胞，就直接接种到完整雄鼠并把整个实验定义为去势抵抗模型，没有确认宿主内分泌环境。

2、LNCaP去势以后短期没有继续增长，就立即定义为成功进入CRPC，没有等待真正重新进展。

3、动物去势以后完全没有出现预期肿瘤抑制，也没有检查睾酮和模型状态，就把持续生长全部解释成去势抵抗。

4、研究延缓CRPC形成，却直接从C4-2开始治疗，模型已经跳过CRPC形成过程。

5、研究治疗既有CRPC，却在LNCaP去势当天同步加入candidate，最后把延缓复发解释成治疗CRPC。

6、把C4-2B皮下瘤直接称为骨转移CRPC模型，仅仅因为该细胞来源具有bone tropism。

7、candidate明显降低PSA以后就认定产生深度退瘤，没有同步查看实际肿瘤负荷。

8、AR通路候选药只有终点WB，没有建立早期AR-PD与后续肿瘤控制的时间关系。

9、产品定位是ARPI治疗失败，却只使用仍然明显响应enzalutamide的普通C4-2模型。

10、获得性CRPC重新进展以后没有重新随机，而继续沿用去势前分组，导致治疗起点肿瘤负荷不平衡。

11、把在观察期内没有重新进展的LNCaP动物算成候选药疗效，而这些动物实际上尚未进入正式治疗随机阶段。

12、两种模型都使用相同mg/kg以后直接比较药效强弱，却没有确认肿瘤组织暴露是否一致。

13、候选药在皮下C4-2B中效果很好，就直接外推骨转移患者，没有增加骨微环境验证。

14、第一模型阳性以后第二轮只增加剂量和周期，没有改变疾病阶段、耐药机制或转移部位。

15、把所有CRPC统一理解成AR-independent disease，忽略大量CRPC仍然依赖重新激活的AR信号。

16、AR靶向药在获得性CRPC中逐渐失效以后，只继续提高剂量，没有分析肿瘤是否已经发生AR-V、旁路激活或谱系转换。

1、先定义产品准备进入哪个前列腺癌阶段

先区分ADT同步联合、延缓CRPC、治疗既有CRPC、ARPI失败后治疗以及bone-metastatic CRPC。

这个判断应该发生在模型选择之前。

2、体外先确认雄激素和AR依赖背景

比较LNCaP、C4-2/C4-2B以及必要的22Rv1、VCaP等模型，确认candidate在不同AR状态下的敏感性。

先把产品的作用边界做出来。

3、早期体内优先使用标准化模型

对于直接治疗CRPC的候选物，可以先使用去势宿主中的C4-2/C4-2B完成基础PoC、剂量和PK/PD。

把无效分子尽早筛掉。

4、建立近端target engagement

AR degrader确认AR下降，AR antagonist确认AR功能受抑，其他靶点则建立对应PD。

避免只靠最终TGI判断候选药是否真正打中靶点。

5、核心候选物进入LNCaP去势演化体系

让肿瘤真正经历雄激素依赖、去势响应、残留和重新进展。

观察candidate能否改变这一疾病轨迹。

6、根据产品定位选择给药窗口

ADT增强药从去势同步开始。

残留病灶药在肿瘤达到稳定低负荷后加入。

CRPC治疗药则等待肿瘤确认重新进展以后随机。

7、把time to progression提高到核心终点

对于延缓CRPC产品，候选药能够让肿瘤多维持数周低负荷，可能比某一个固定日期多降低20%的体积更有开发价值。

8、重新确认血清雄激素和肿瘤AR状态

复杂演化模型中需要确认疾病确实发生在去势环境，同时判断重新进展后肿瘤仍然保持AR依赖还是开始发生机制转换。

9、增加ARPI挑战

如果产品未来进入当前mCRPC临床环境，普通CRPC阳性以后应进一步面对enzalutamide等ARPI治疗背景。

CRPC和ARPI-resistant CRPC不能长期混为一套模型。

10、骨转移定位产品进入骨内模型

C4-2B皮下PoC完成以后，再进入胫骨内或其他适合骨转移体系。

同步评价肿瘤负荷和骨结构。

11、出现AR下降或PSA与肿瘤解耦时重新分型

候选药长期治疗后如果PSA越来越低，但肿瘤仍然进展，需要警惕AR-low、AR-independent甚至谱系转换。

这时继续做同类AR药已经无法回答核心问题。

12、根据失败机制决定第二模型

AR-V增加就进入AR-V模型，ARPI获得性耐药就建立长期ARPI压力模型，骨微环境造成耐药就进入骨内模型。

第二模型来源于第一轮暴露出来的风险。

13、最终形成Go/No-Go证据链

如果candidate定位治疗既有AR驱动CRPC，理想证据应该包括去势条件下标准CRPC模型药效、肿瘤PK/PD、AR通路抑制以及与现有ARPI的比较。

如果进一步声称延缓CRPC形成，还要证明LNCaP去势后残留期延长、重新进展明显推迟。

如果准备进入ARPI失败患者，则继续增加获得性ARPI耐药模型。

如果准备进入骨转移mCRPC，核心候选物最终还要在骨微环境中接受一次验证。

模型随着产品定位逐级升级，才能让每一轮动物实验真正参与开发决策。

1、可以根据产品临床定位确定CRPC模型路线

针对ADT联合、延缓CRPC、治疗既有CRPC、ARPI耐药和骨转移等不同定位，选择直接C4-2/C4-2B或LNCaP去势演化体系。

2、可以建立C4-2/C4-2B去势宿主CDX

用于下一代AR抑制剂、AR降解剂及其他CRPC候选药的快速体内PoC、剂量筛选和联合治疗评价。

3、可以建立LNCaP去势—重新进展模型

通过成瘤、去势、肿瘤回缩/残留和重新进展建立动态CRPC过程，用于延缓CRPC和获得性去势抵抗研究。

4、可以设计不同给药窗口

根据产品定位选择去势同步、残留期加入或者确认CRPC重新进展以后再治疗，避免同一模型承担错误的临床解释。

5、可以开展去势状态QC

结合动物处理和必要的血清睾酮检测确认宿主雄激素环境，使CRPC定义建立在真实去势状态基础上。

6、可以开展PSA动态评价

在AR阳性人源模型中监测PSA变化，并与实际肿瘤负荷和AR通路PD共同解释。

7、可以开展AR相关PK/PD

根据候选药机制评价AR蛋白、核定位和下游信号，并将肿瘤组织暴露与药效连接。

8、可以开展不同AR背景交叉验证

根据项目进一步加入VCaP、22Rv1等模型，判断候选药面对AR扩增、AR-V等不同CRPC背景时是否仍然有效。

9、可以开展ARPI联合和耐药研究

针对未来准备与enzalutamide等ARPI联合或者治疗ARPI失败患者的产品，进一步建立对应治疗序列和耐药体系。

10、可以开展长期疾病进展观察

对于延缓CRPC候选药，评价去势后的残留时间和time to progression，而不局限于单一终点TGI。

11、可以开展停药和再进展研究

对获得深度控制的方案进一步观察治疗停止后的肿瘤恢复，判断残留CRPC克隆是否仍具有重新启动能力。

12、可以开展C4-2B骨内CRPC模型

针对bone-metastatic CRPC候选药进一步评价骨内肿瘤负荷、骨组织病理和骨结构变化。

13、可以开展血浆、肿瘤和骨组织PK

根据候选药定位比较不同组织暴露，避免皮下模型PK直接替代骨转移场景。

14、可以根据第一模型结果设计第二模型

C4-2阳性后进入LNCaP获得性CRPC，普通CRPC阳性后进入ARPI耐药，C4-2B皮下阳性后进入骨内模型，使第二轮实验主动挑战产品最重要的剩余风险。

直接使用C4-2/C4-2B，和让LNCaP在动物体内经过去势以后重新进展，并不存在固定的优先级。

两套模型承担的是不同开发任务。

C4-2/C4-2B已经把去势抵抗表型固定下来，因此更适合早期快速回答候选药对既有CRPC有没有作用。模型周期相对可控，也方便做剂量、阳性药、PK/PD和候选物排序。

LNCaP去势—复发模型则保留了治疗选择过程。

它可以让企业看到肿瘤经过ADT以后到底缩到什么程度，哪些残留细胞能够活下来，多久重新获得增长能力，以及candidate放在去势同步、残留阶段或者重新进展以后会产生什么不同结果。

所以如果产品只是治疗既有AR阳性CRPC，没有必要为了模型复杂度强行从LNCaP演化开始。

如果产品准备声称延缓CRPC、清除ADT残留或者提高去势治疗持久性，单纯C4-2皮下瘤就很难支撑这种产品故事。

再往后，如果临床定位已经进入ARPI失败或者骨转移mCRPC，两套基础模型都还需要继续升级。

企业真正应该建立的并非一个“万能CRPC模型”，而是一条随着产品成熟不断改变疾病压力的模型路线。

早期用简单模型判断药能不能工作。

核心候选物再进入疾病演化、获得性耐药和转移环境。

这样动物实验得到的就不只是第二张漂亮的TGI曲线，而是能够直接回答候选药究竟适合放在前列腺癌治疗路径的哪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