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候选药做动物药效时，MRL/lpr和NZB/W F1通常是最容易想到的两个经典模型。

MRL/lpr发病相对快，可以形成明显自身抗体、淋巴增殖、肾炎和多系统异常。

NZB/W F1病程更慢，但B细胞异常、自身抗体、免疫复合物沉积和狼疮肾炎的发展过程比较经典，因此大量狼疮肾炎和B细胞靶向药物都使用过这一模型。

于是当一个项目的靶点落到Type I IFN、IFNAR、TLR7、IRF5、JAK/TYK2或者其他核酸感知—干扰素相关通路时，很多企业仍然会按照同一套思路：

先从MRL/lpr或NZB/W F1里选一个最成熟的模型。

但Type I IFN项目特别需要警惕这一点。

因为不同狼疮模型虽然最终都可能出现ANA、anti-dsDNA、自身免疫和肾脏损伤，它们对Type I IFN的依赖程度并不一致。

有些模型中，Type I IFN属于疾病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模型虽然最终也形成严重狼疮，但疾病更多由另外的遗传和免疫异常维持。

甚至同样阻断IFNAR，在不同模型中的结果都可能明显不同。

这也是Pristane诱导狼疮模型最值得重新认识的地方。

Pristane，也称TMPD，是一种烃类化合物。单次腹腔给予以后，可以在原本没有自发性狼疮遗传背景的小鼠中逐渐诱导自身抗体、系统性自身免疫及器官损伤。

这个模型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形成较强的Type I IFN相关基因表达，并且与TLR7介导的核酸感知存在紧密联系。

因此，如果一个候选药真正希望证明：

抑制Type I IFN以后，狼疮样自身免疫能不能被阻断；

IFN signature下降以后，自身抗体和肾炎会不会随之改善；

阻断TLR7—IFN轴是否能够改变疾病形成；

或者某一个新的IFN上游靶点到底是不是SLE真正的疾病驱动，

Pristane模型有时比直接使用MRL/lpr更容易回答这些问题。

但Pristane同样不能被简单理解成“IFN靶点专用模型”。

它的病程通常较长，不同小鼠品系形成的器官表型差异也很明显。

同样接受Pristane处理，有的品系更容易形成肾炎，有的更突出关节炎或者其他炎症表现，IFN signature强度也可能不同。

所以Pristane真正的优势，是可以根据研发问题选择一个更加匹配的“环境诱导＋IFN驱动”狼疮背景。

而它最大的风险，也是如果动物品系、给药时间和主要终点没有提前设计好，最后很容易得到：

IFN相关PD很好看，但疾病终点不够稳定；

自身抗体明显变化，但蛋白尿没有拉开；

或者模型做了几个月以后才发现当前品系根本不适合本轮药效目的。

因此，对于Type I IFN相关SLE候选药，模型选择的第一步不应该只问：

哪个狼疮模型最经典？

更应该先判断：

当前模型里的疾病，到底有多依赖我准备干预的这条IFN通路？

1、MRL/lpr属于强遗传驱动的自发性狼疮模型

MRL/lpr小鼠具有Fas相关缺陷。

随着疾病进展，会出现明显的异常淋巴细胞积累、自身抗体、肾炎、皮肤损伤、淋巴结肿大以及其他系统性表现。

这一模型最大的优势是发病相对快、疾病表型明显。

如果项目需要快速建立严重系统性自身免疫和器官损伤，MRL/lpr具有很高的实验效率。

但Fas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异常淋巴增殖，也构成这个模型非常特殊的一部分。

因此，它特别适合研究某些免疫细胞存活、淋巴增殖及快速严重SLE。

对于Type I IFN靶点，则需要额外判断当前疾病到底有多依赖IFN-I。

2、NZB/W F1更接近慢性自身抗体—免疫复合物—肾炎的发展过程

NZB/W F1属于经典的自发性狼疮模型。

随着年龄增加，B细胞异常、自身抗体逐渐形成，随后出现免疫复合物沉积、蛋白尿和进行性狼疮肾炎。

它的疾病形成过程相对慢。

这既是缺点，也是优势。

对于需要研究：

B细胞；

浆细胞；

自身抗体；

BAFF；

免疫复合物；

狼疮肾炎长期进展；

长期治疗和复发，

NZB/W F1具有很高价值。

3、Pristane属于外源诱导型自身免疫模型

Pristane最大的不同，是正常情况下不会自发形成严重狼疮的小鼠，在接受外源环境刺激以后逐渐建立狼疮样自身免疫。

这意味着疾病更强调：

环境触发；

先天免疫感知；

炎症放大；

Type I IFN；

随后自身抗体和器官损伤。

对于希望研究“一个外部危险信号如何把正常免疫系统逐渐推向SLE”的项目，Pristane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

4、三个模型真正不同的是疾病起点

MRL/lpr的疾病起点带有强烈Fas相关遗传异常。

NZB/W F1来自多基因狼疮易感背景。

Pristane则通过外源刺激在非自发性狼疮背景中启动慢性自身免疫。

所以，即使三个模型最后都出现anti-dsDNA和肾炎，它们达到这个终点的路径并不相同。

候选药如果作用在疾病链比较靠前的位置，模型之间的药效差异会更加明显。

1、Pristane模型具有比较明确的Type I IFN特征

Pristane处理以后，可以形成明显的IFN-I相关基因表达。

同时伴随炎症性单核细胞、pDC相关反应以及核酸感知系统变化。

这使它非常适合用来研究：

IFN-I是不是疾病驱动；

哪些细胞提供IFN-I；

IFN-I如何促进自身抗体形成；

IFN-I如何影响后续肾炎。

2、TLR7在这一模型中尤其重要

Pristane诱导的狼疮与RNA相关自身抗原和TLR7介导的核酸感知存在紧密联系。

所以如果候选药本身位于：

TLR7；

MyD88；

IRF5；

IFN-I；

IFNAR；

JAK/TYK2；

STAT相关信号

这些层级，Pristane提供了一条比较连续的机制链。

3、它适合研究IFN靶点的“疾病依赖性”

假设一个候选药能够把IFN stimulated genes压低80%。

这个结果只能证明药物打到了通路。

真正的研发问题是：

这条通路被压下来以后，狼疮疾病有没有同步改变？

Pristane模型中可以继续观察：

自身抗体形成是否减少；

免疫细胞异常是否改善；

肾脏损伤是否减轻。

这样能够从PD推进到疾病修改。

4、IFNAR相关遗传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模型依赖

在Pristane相关实验中，Type I IFN受体功能缺失可以明显改变自身抗体和肾炎等疾病表现。

这说明IFN-I在这一模型中并不只是伴随炎症升高的一个marker。

它确实参与了部分核心狼疮病理的形成。

5、但Pristane并不是所有表型都完全由Type I IFN决定

这一点对企业尤其重要。

Pristane可以形成多种系统性异常。

其中不同表现对IFN-I的依赖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IFNAR候选药即使把自身抗体、肾炎明显压低，也未必让所有其他系统表型同步消失。

这意味着：

主要终点一定要选择真正与候选靶点病理作用相关的表型。

不能要求一个IFN-I抑制剂把Pristane模型的所有异常全部恢复。

1、MRL/lpr的核心疾病驱动非常强

Fas缺陷会产生显著异常淋巴细胞积累。

随着疾病发展，自身抗体、肾炎和系统炎症都会非常明显。

所以对于广谱免疫抑制剂、T/B细胞调节药以及希望快速观察器官药效的项目，它非常实用。

2、严重SLE并不自动等于强Type I IFN依赖

这是Type I IFN项目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个动物可以出现非常严重的狼疮。

但这种狼疮究竟有多少由IFN-I维持，需要单独验证。

在不同狼疮模型中，IFN-I的功能并不完全一致。

MRL/lpr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3、MRL/lpr中IFN-I相关结果甚至可能与其他模型不同

已有遗传研究显示，在MRL/lpr背景中缺失Type I IFN受体并不会简单复制Pristane模型中的保护作用，部分疾病表现甚至可能加重。

这说明IFN-I在MRL/lpr中的生物学角色更加复杂。

因此，如果一个IFNAR候选药在MRL/lpr中药效不理想，不能立即得出：

Type I IFN靶点没有价值。

有可能当前模型本身就没有把这个靶点放在疾病的关键依赖位置。

4、反过来，MRL/lpr阳性也不能自动证明IFN机制成立

一个IFN通路药物可能同时具有其他免疫效应。

如果在MRL/lpr中看到蛋白尿下降、自身抗体减少，还需要同步证明：

IFN相关PD真的发生改变。

否则无法判断药效到底来自IFN通路，还是其他免疫调节作用。

5、MRL/lpr更适合承担“严重系统性狼疮验证”

如果Pristane已经证明候选药能够阻断IFN相关疾病驱动，后续可以再根据项目目的使用MRL/lpr评价：

在一个更加严重、不同机制背景的系统性狼疮中，候选药是否仍然具有药效。

这时MRL/lpr就从“靶点机制模型”变成“跨模型疾病验证”。

1、NZB/W F1中的Type I IFN同样具有重要疾病促进作用

Type I IFN并不是Pristane模型独有。

在NZB/W F1中，提高IFN-α暴露可以明显加速自身抗体、蛋白尿和肾炎的发展。

所以如果候选药最终目标是Type I IFN相关狼疮肾炎，NZB/W F1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模型。

2、NZB/W F1更适合长期狼疮肾炎开发

如果项目当前已经不再需要回答：

IFN-I是不是靶点。

而是要回答：

长期给药能不能延缓蛋白尿；

能不能改善肾脏病理；

能不能降低免疫复合物沉积；

能不能延长疾病控制时间；

那么NZB/W F1通常更有开发价值。

3、它更适合B细胞—自身抗体—肾脏轴

对于BAFF、B细胞、浆细胞、自身抗体以及免疫复合物相关候选药，NZB/W F1具有非常成熟的病理背景。

Type I IFN靶点如果同时希望证明对这些下游病理的长期影响，也可以使用这一模型。

4、NZB/W F1的缺点是周期和个体进展

自然发病模型通常需要更长时间。

不同动物的anti-dsDNA、蛋白尿和肾炎出现时间也可能不同。

所以如果企业只是早期判断：

这个IFN靶点到底值不值得做，

直接使用长周期NZB/W F1效率未必最高。

5、还可以使用IFNα加速的NZB/W F1模型

如果项目希望保留NZB/W的遗传狼疮背景，同时进一步强化IFN-I驱动，可以使用IFNα加速型设计。

这类模型可以明显提前自身抗体和肾炎进展。

但需要注意：

这时疾病已经被人为加入非常强的IFN驱动。

对于IFN靶向候选药来说，模型可能非常敏感。

所以它更适合作为“IFN依赖性药效模型”，而不能直接等同于自然进展NZB/W F1。

1、Pristane不是一个固定表型模型

很多方案写：

Pristane诱导SLE小鼠模型。

这句话的信息其实不完整。

必须继续写清：

什么品系。

因为不同遗传背景的小鼠接受相同Pristane刺激以后，可以形成不同疾病谱。

2、有的品系更容易形成肾炎

如果项目的核心终点是：

蛋白尿；

肾小球病理；

免疫复合物沉积；

那么需要选择能够稳定形成肾脏表型的品系。

如果所选品系主要表现为自身抗体和系统IFN signature，但蛋白尿并不稳定，就不适合作为狼疮肾炎正式药效模型。

3、有的品系可能更加突出关节炎或其他表现

这反而可以成为优势。

如果项目开发的是系统性SLE而非单纯LN，并且希望评价关节等其他器官表现，就可以利用这种品系差异。

4、IFN signature强度也可能不同

跨品系研究已经显示，Pristane诱导模型在自身抗体、肾炎、关节炎以及IFN相关基因表达方面可以存在明显差异。

这意味着：

做IFN药物时选“Pristane模型”还不够。

真正应该选的是：

“某品系Pristane模型”。

5、正式药效前需要先建立平台历史曲线

至少应该确认：

IFN signature什么时候起来；

自身抗体什么时候开始明显；

蛋白尿什么时候出现；

组织病理什么时候形成；

不同动物之间变异有多大。

没有这些数据，正式低、中、高剂量实验很容易在错误时间点结束。

1、Pristane给药以后立刻开始受试药，更偏疾病预防

这类设计能够回答：

阻断候选靶点以后，Pristane是否还能成功启动狼疮样自身免疫。

对于研究：

TLR7；

IRF5；

IFN-I产生；

IFNAR；

早期JAK/TYK2信号，

非常有机制价值。

但它更接近“阻止疾病建立”。

2、IFN signature形成以后开始给药，更适合早期治疗性验证

如果已经确认动物出现明显ISG升高，再开始受试药，可以回答：

已经存在IFN异常时，候选药能不能把这条病理信号压下来。

这是非常适合Type I IFN候选药的一个治疗窗口。

3、自身抗体形成以后开始治疗，疾病难度进一步提高

此时自身免疫已经从先天免疫异常进入适应性免疫阶段。

候选药需要证明：

抑制IFN以后，已经形成的自身抗体反应是否还能继续被控制。

这个结果比预防性实验更加接近治疗已建立SLE。

4、蛋白尿出现以后开始治疗，更接近狼疮肾炎治疗

这一阶段药物面对的不只是免疫异常。

肾脏已经存在免疫复合物、炎症和结构损伤。

即使IFN通路迅速下降，蛋白尿和病理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5、不同给药时间窗对应完全不同的Go/No-Go含义

早期给药阳性、晚期给药阴性，可能说明靶点主要参与疾病启动。

晚期仍然阳性，则说明靶点同时参与疾病维持。

对于企业来说，这两种结果对应的产品价值并不一样。

1、对Type I IFN靶向药来说，IFN signature首先属于PD

候选药如果作用于IFNAR、JAK/TYK2或者IFN相关上游通路，最直接需要证明的是：

药物有没有真正降低IFN相关信号。

可以选择若干稳定的IFN-stimulated genes进行检测。

例如根据模型和平台选择：

MX1；

ISG15；

IFIT相关基因；

OAS相关基因

等建立小型ISG panel。

2、PD阳性并不等于疾病药效阳性

假设给药后ISG下降80%。

但anti-dsDNA、蛋白尿和肾脏病理完全没有变化。

这说明：

药确实打到了IFN通路。

但当前阶段疾病已经不再主要依赖这条通路，或者下游自身免疫已经形成自主维持。

这类结果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能够把“药物没打到靶点”和“靶点本身不够重要”区分开。

3、PD阴性时不要急着评价模型药效

如果IFNAR候选药连IFN signature都没有明显抑制，却直接因为蛋白尿没有改善判定项目失败，解释链是不完整的。

首先应该排查：

暴露是否充分；

给药频率是否覆盖；

药物是否真正结合小鼠靶点；

ISG检测时间是否合理。

4、IFN signature最好建立时间曲线

一次给药以后ISG可能快速下降。

随后又逐渐恢复。

所以只在终点测一次IFN signature，无法判断整个给药周期是否持续覆盖靶点。

对于短半衰期小分子尤其需要考虑这一点。

1、第一种可能：治疗介入太晚

如果自身抗体、浆细胞和肾脏免疫复合物已经充分形成，IFN-I的上游驱动即使被关闭，下游病理也不会立即消失。

这时需要延长观察周期。

2、第二种可能：候选药只抑制了系统IFN，但肾脏局部病理仍在持续

血液ISG降低不能自动代表肾脏组织中的相关信号同步恢复。

可以进一步检测肾脏IFN相关PD和局部炎症。

3、第三种可能：疾病已经形成IFN非依赖性维持

自身反应性B/T细胞、浆细胞、免疫复合物、补体和局部肾脏炎症已经能够继续推动疾病。

这时IFN阻断可能需要与另一种治疗联合。

4、第四种可能：选错了主要疾病终点

Pristane不同品系的器官表现不同。

如果当前品系的肾炎本身就不够稳定，那么蛋白尿阴性并不能否定IFN药效。

需要先确认模型质量。

5、这种结果不应该第一时间提高剂量

如果ISG已经充分被抑制，继续增加暴露未必增加疾病药效。

反而可能只增加安全性风险。

此时更值得分析的是靶点依赖性和疾病阶段。

1、先检查ISG采样时间

药物可能只在给药后的某个时间窗口内产生明显PD。

终点采样刚好处在PD恢复期，就会低估IFN抑制。

2、检查检测组织

血液ISG不明显，并不代表脾脏、淋巴组织和肾脏都没有变化。

需要根据药物分布和主要作用部位选择PD组织。

3、候选药可能还有其他药理作用

特别是JAK/TYK2类小分子。

它们可能同时影响多个细胞因子通路。

如果疾病改善很明显，但Type I IFN PD并不匹配，就需要判断药效是否主要来自其他通路。

4、如果是高度选择性的IFNAR药物，则需要重新检查机制链

高度特异药物出现“疾病改善但IFN PD没有变化”时，更需要排查：

检测方法；

跨种属活性；

采样时间；

药代暴露；

以及疾病终点变异。

5、药效和PD之间应该尽量建立剂量关联

低剂量轻度ISG抑制。

中剂量更强。

高剂量进入平台。

随后疾病终点也逐渐改善。

这种关系比单个高剂量组显著更加有研发价值。

1、蛋白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连续功能终点

可以连续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

但蛋白尿不能单独承担全部结论。

2、需要结合肾功能指标

根据项目阶段可以增加：

尿白蛋白；

尿肌酐；

UACR；

血肌酐；

BUN。

具体选择需要根据模型严重度和检测稳定性决定。

3、肾脏病理非常关键

可以通过HE、PAS等方法评价：

肾小球增生；

系膜改变；

炎症细胞浸润；

肾小管间质损伤；

其他狼疮肾炎相关病理。

4、免疫复合物和补体沉积值得单独评价

SLE肾损伤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免疫复合物相关肾小球病变。

可以进一步观察肾小球IgG及补体相关沉积。

5、功能改善和组织学改善不会完全同步

蛋白尿可能先改善。

肾脏中残余免疫沉积和结构损伤可能继续存在。

反过来，早期组织炎症已经下降，蛋白尿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所以正式药效最好提前定义：

哪个是主要终点；

哪个是支持性终点。

1、IFN本身检测具有很强时间和技术依赖

Type I IFN可能短时间大量产生。

血液中的绝对浓度并不一定长期维持高位。

一次血清IFN-α结果很容易受到采样时间影响。

2、IFN signature往往更加稳定地反映下游生物学作用

即使循环IFN蛋白水平并不特别高，下游细胞仍可能表现出明显ISG升高。

所以很多IFN相关研究更重视：

IFN-regulated gene signature。

3、还可以根据靶点增加功能PD

例如IFNAR/JAK相关项目可以进一步评价：

IFN刺激后的STAT相关磷酸化；

靶细胞对IFN刺激的反应能力；

血液或组织ISG。

这样能够从多个层面确认target engagement。

4、血清IFN-α可以保留，但更适合作为补充

如果模型和检测平台能够稳定测出，可以作为重要支持数据。

但不建议把单次血清IFN-α设成唯一PD。

1、IFNAR位于Type I IFN受体层

最直接的PD应该围绕：

IFN-I信号传递；

ISG；

STAT相关响应。

2、JAK/TYK2位于受体下游

它们可能同时参与多个细胞因子信号。

因此除了IFN相关PD，还需要根据候选药选择性确认：

有没有同时打到其他细胞因子通路。

3、TLR7位于IFN产生上游

TLR7候选药更适合观察：

上游核酸感知；

炎症单核细胞/pDC；

IFN产生；

随后ISG下降。

如果只检测一个终点ISG，无法充分证明药物到底在哪一层发挥作用。

4、IRF5等转录调控节点还可能同时影响IFN和促炎细胞因子

所以疾病改善可能来自多个输出同时下降。

这类项目更应该建立靶点特异的PD panel。

5、同样叫“Type I IFN相关药”，实际药理链条完全不同

因此不能简单给所有项目复制：

IFNα＋ISG15＋anti-dsDNA＋蛋白尿

这一套固定指标。

正式方案需要根据候选药所在通路位置重新设计。

1、Pristane模型机制再匹配，药物打不到小鼠靶点也没有意义

对于人源单抗、融合蛋白或者其他高度物种选择性的生物制剂，第一步应该确认：

与mouse target是否结合；

亲和力如何；

是否能够产生功能阻断。

2、如果没有小鼠活性，需要考虑surrogate molecule

例如使用针对小鼠同源靶点的替代抗体。

这样可以验证：

靶点生物学是否成立。

但surrogate与临床候选药并不是同一个分子。

所以它主要支持target validation。

3、如果需要直接评价临床候选分子，可以考虑人源化模型

例如靶点人源化。

但人源化以后需要重新确认：

Pristane模型是否还能稳定形成；

IFN signature是否正常；

疾病严重度有没有改变。

4、人源化不等于自动获得更高转化性

如果靶点人源化改变了免疫系统平衡，模型本身可能需要重新优化。

所以生物制剂项目通常需要先把：

药物可用性；

模型可用性

分别验证清楚。

1、Type I IFN/TLR7机制非常明确时，可以直接作为第一模型

例如候选药已经有充分体外数据：

抑制TLR7；

抑制IFN产生；

阻断IFNAR；

降低IFN-JAK/STAT。

此时第一轮动物实验最需要验证：

这条机制能不能改变狼疮形成。

Pristane非常适合。

2、如果候选药属于广谱免疫抑制剂，Pristane不一定是最高效第一模型

这类药不需要一个特别强的IFN机制背景来证明基础PoC。

MRL/lpr等快模型可能更加高效。

3、如果主要开发狼疮肾炎，NZB/W F1可以优先

特别是候选药已经进入正式LN开发阶段。

此时肾脏临床样终点的重要性可能高于单纯IFN机制。

4、Pristane也很适合作为第二模型验证靶点机制

例如候选药已经在NZB/W中证明肾炎有效。

但仍然想知道：

药效到底是否依赖Type I IFN抑制。

再增加Pristane，可以提供不同疾病驱动背景下的证据。

5、第二模型应该增加新的信息

第一模型已经证明：

药物可以降低蛋白尿。

第二模型Pristane就不应该只重复蛋白尿。

可以增加：

IFN signature；

TLR7相关信号；

自身抗体谱；

疾病早期PD。

这样第二模型才真正有研发价值。

1、第一步看靶点依赖性

如果IFNAR药物：

Pristane强阳性；

MRL/lpr弱；

首先考虑模型本身对IFN-I依赖程度不同。

不要第一时间判断药物不稳定。

2、第二步看疾病阶段

MRL/lpr可能已经进入严重器官损伤阶段。

Pristane实验却从疾病早期开始治疗。

两个治疗窗口不同，药效不能直接比较。

3、第三步看PD

如果两个模型都能够充分抑制目标PD，但只有一个模型疾病改善，说明模型依赖性差异非常有可能存在。

4、如果一个模型PD也没有打下来，优先查暴露和跨种属药理

不要把暴露不足解释成疾病机制差异。

5、看主要器官终点是否匹配

Pristane某品系可能更适合自身抗体和IFN。

NZB/W更适合慢性肾炎。

MRL/lpr可能具有更明显多系统和淋巴增殖。

三者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终点完全一致。

6、结果不一致本身可以帮助定义药物

如果候选药只在强IFN背景中有效，说明它更像IFN-high疾病亚型治疗。

如果跨不同模型都有效，则提示作用范围可能更宽。

这种信息对于后续患者分层和生物标志物策略反而非常重要。

1、只写“Pristane诱导SLE模型”，不写小鼠品系

不同品系的器官表现和IFN特征可能不同。

2、因为研究IFN靶点，就默认所有Pristane表型都必须恢复

不同疾病表型对IFN-I依赖程度不同。

3、Pristane处理当天就开始给药，却把结果写成治疗已建立SLE

这更接近疾病预防或早期阻断。

4、没有建立IFN signature时间曲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进入IFN-high阶段。

5、只测一次血清IFN-α

容易受到采样时间和检测灵敏度影响。

6、只做IFNα，不做ISG

缺少稳定的下游PD。

7、IFN signature已经充分下降，疾病没改善后继续盲目提高剂量

可能增加暴露，却无法解决靶点依赖不足。

8、只做终点anti-dsDNA

没有观察疾病形成过程。

9、Pristane模型做了很久，最后才发现当前品系蛋白尿不稳定

正式实验前缺少模型历史数据。

10、IFN靶点项目使用MRL/lpr，只因为MRL/lpr发病快

没有提前验证该模型中的IFN依赖程度。

11、把MRL/lpr阴性直接解释成IFN靶点失败

忽略模型机制偏差。

12、NZB/W和Pristane都做了，但两个实验给药窗口完全不同

结果无法直接横向比较。

13、不同模型使用完全相同终点包

没有利用各自模型优势。

14、只看系统IFN，不看肾脏局部信号

无法解释LN结果。

15、只看蛋白尿，不做肾脏病理

无法区分功能改善与残余结构损伤。

16、只做肾脏病理，不做连续尿液终点

缺少动态药效信息。

17、生物制剂没有验证小鼠交叉活性就直接进入模型

阴性结果失去解释力。

18、surrogate antibody有效以后直接等同于临床候选分子有效

surrogate主要证明靶点，而非临床分子本身。

19、Pristane第一模型已经清楚证明IFN机制，又在第二模型机械重复完全相同PD

信息增量有限。

20、没有在实验开始前定义哪一个结果会改变研发决策

模型最终变成资料补充，而非Go/No-Go工具。

第一步，先确定候选药位于IFN通路哪一层。

TLR7、IRF5、IFN产生、IFNAR、JAK/TYK2和STAT并不是同一种药理逻辑。

第二步，确认跨种属活性。

特别是抗体和融合蛋白。

先确定药物能不能在小鼠中真正打到靶点。

第三步，明确本轮动物实验的目的。

是target validation；

早期PoC；

剂量—效应；

治疗性药效；

狼疮肾炎；

还是第二模型转化验证。

第四步，根据研发问题选择模型。

如果核心问题是：

Type I IFN是不是疾病驱动，

优先考虑Pristane等IFN依赖性较强模型。

如果主要需要快速严重系统性疾病，可以评估MRL/lpr。

如果主要做慢性自身抗体和狼疮肾炎，可以考虑NZB/W F1。

第五步，如果选择Pristane，先选动物品系。

根据目标终点选择：

IFN signature；

自身抗体；

肾炎；

关节；

其他器官表现。

第六步，建立疾病时间曲线。

至少明确：

IFN signature何时出现；

自身抗体何时明显；

肾脏疾病何时开始；

什么时候适合进入治疗。

第七步，决定治疗窗口。

Pristane后立即治疗：

疾病启动干预。

IFN signature形成后治疗：

IFN-high疾病治疗。

自身抗体形成后治疗：

适应性自身免疫阶段。

蛋白尿后治疗：

已建立狼疮肾炎。

第八步，先设计PD，再设计疾病终点。

IFN药物必须证明target engagement。

否则疾病阴性结果无法解释。

第九步，建立剂量—PD关系。

确认低、中、高剂量是否形成真实通路抑制梯度。

第十步，再观察PD—疾病关系。

ISG下降以后：

anti-dsDNA是否下降；

补体是否改善；

肾炎是否改善。

第十一步，根据候选药机制确定器官终点。

不要要求一个Pristane模型回答所有SLE器官问题。

第十二步，设置匹配的阳性参照。

如果主要验证IFN通路，应选择能够证明当前IFN驱动模型具有药理可逆性的参照。

如果主要验证LN，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肾炎相关标准治疗参照。

第十三步，第一模型阳性以后再决定第二模型。

Pristane阳性以后，如果需要严重系统性验证，可以进入MRL/lpr。

如果需要长期LN和自身抗体验证，可以进入NZB/W F1。

第十四步，第二模型重新定义主要问题。

不要简单复制第一次药效。

例如：

Pristane证明IFN机制。

NZB/W验证长期肾脏保护。

第十五步，两个模型结果不同以后，按照固定顺序反查。

先查：

跨种属活性；

PK；

PD；

治疗窗口；

模型质量。

再判断：

靶点是否具有模型依赖性。

第十六步，提前定义Go/No-Go标准。

例如：

IFN signature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抑制；

自身抗体是否必须下降；

蛋白尿是否必须改善；

肾脏病理需要改善到什么程度；

PD充分但疾病阴性时是否继续推进。

这些规则最好在实验开始前确定。

只有这样，动物模型才真正能够帮助候选药开发决策。

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前研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把MRL/lpr、NZB/W F1和Pristane简单理解成三个可以互相替代的“SLE模型”。

实际上，不同模型背后的遗传驱动、先天免疫、自身抗体、IFN依赖和器官损伤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Type I IFN相关候选药，模型机制是否匹配尤其重要。

博恩生物可以根据候选药靶点、分子类型、目标适应症和研发阶段，协助设计Pristane诱导狼疮、MRL/lpr、NZB/W F1及其他SLE相关动物药效路线。

在Pristane模型方面，可以根据项目核心终点评估动物品系、模型周期、疾病形成窗口和治疗时间，并围绕IFN signature、自身抗体、系统免疫和器官损伤建立分阶段评价方案。

对于Type I IFN相关候选药，可以根据靶点所在层级设计对应PD。

如果候选药作用于IFNAR或JAK/TYK2，可以重点建立IFN-stimulated gene、STAT相关信号及组织PD。

如果候选药位于TLR7、IRF5或更上游核酸感知通路，则可以进一步结合pDC、炎症性单核细胞、IFN产生以及后续ISG变化建立更完整的通路验证。

在血清学评价方面，可以根据模型特点开展ANA、anti-dsDNA、anti-RNP/Sm等自身抗体及补体相关检测，避免不同模型全部机械采用同一套抗体指标。

在狼疮肾炎方面，可以结合连续蛋白尿、UACR、肾功能、HE、PAS、免疫复合物及补体沉积等方法，分别评价肾脏功能、活动性炎症和组织结构损伤。

在免疫细胞方面，可以根据候选药机制通过流式细胞术评价B细胞、T细胞、浆细胞、pDC、单核细胞及其他相关免疫细胞状态。

对于小分子候选药，可以进一步结合PK和不同时间点PD，判断给药间隔是否能够持续覆盖IFN相关信号。

对于抗体、融合蛋白等生物制剂，进入正式模型以前可以优先确认小鼠交叉活性；如果临床候选分子缺乏鼠源活性，可以根据项目阶段评估surrogate molecule或靶点人源化模型方案。

对于已经在MRL/lpr或者NZB/W F1中完成第一轮药效，但结果与IFN机制不完全匹配的项目，也可以通过Pristane模型进行机制反查。

例如：

MRL/lpr中候选药药效较弱，但体外IFN抑制非常强。

这时可以进入IFN依赖性更明确的模型，判断靶点本身是否具有疾病修改作用。

或者：

NZB/W中蛋白尿已经改善，但无法确认药效是否真正来自IFN抑制。

这时可以增加Pristane模型，把IFN signature和疾病形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拆开。

反过来，如果Pristane模型已经证明：

候选药能够明显降低IFN signature；

减少自身抗体；

减轻肾脏损伤；

下一步继续做NZB/W F1的价值，就可以转向长期狼疮肾炎和慢性治疗，而不需要再次重复同一套IFN指标。

这种模型分工会比单纯追求“两个SLE模型都阳性”更有研发价值。

对于Type I IFN项目来说，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

患者SLE里IFN很重要，所以所有狼疮小鼠模型都应该适合IFN药物。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

MRL/lpr、NZB/W F1和Pristane可以走到相似的自身抗体和肾炎终点，却经过了不同的病理路径。

Type I IFN在这些路径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同。

所以真正需要匹配的是：

候选药靶点所在的病理层级；

动物模型对这条通路的依赖程度；

给药时疾病已经进展到哪个阶段；

以及最终准备证明的是通路抑制、系统自身免疫控制，还是已经形成器官损伤的逆转。

当这些问题先被拆清楚以后，Pristane才不只是MRL/lpr和NZB/W之外的“第三种狼疮模型”。

它更像是一种可以专门用来回答：

Type I IFN到底是不是当前候选药真正疾病驱动靶点的机制模型。

而这正是它在部分SLE项目中，比直接进入经典自发性模型更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