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癌动物实验研究用户指南

导读

一、指南总览
二、子宫内膜癌细胞系库与疾病分层特征
三、皮下异种移植模型（CDX）
四、原位子宫模型
五、腹腔播散与转移模型
六、同种免疫完整模型
七、人源化免疫模型
八、项目升级路径建议
九、检测指标与阳性药体系
十、各类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一、指南总览

子宫内膜癌动物模型的选择，不宜仅按皮下、原位、转移等技术路径进行区分，更应结合病理亚型、分子分层、疾病阶段以及具体研发问题进行组合式设计。对大多数项目而言，皮下异种移植模型适用于早期药效验证、剂量探索以及药代药效关系研究；原位子宫模型更适合评估器官微环境、局部侵袭和术后复发；腹腔播散或远处转移模型更适用于浆液样、高侵袭、晚期复发和转移场景。若项目涉及免疫治疗、双抗、TCE 或细胞治疗，则应进一步升级至同种免疫完整模型或人源化模型。

从临床转化角度看，子宫内膜癌建模的关键，在于模型能否匹配真实治疗分层。低级别、雌激素依赖型项目，更强调 ER/PR 通路和激素药效；dMMR/MSI-H 项目，更强调免疫治疗与化疗联用；pMMR 项目，更强调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浆液样或 TP53 异常项目，则更强调高侵袭、HER2 分层、化疗后耐药及 ADC 策略。当前临床研发趋势也提示，模型设计应尽量贴近实际治疗路径，从而提高转化价值。

二、子宫内膜癌细胞系库与疾病分层特征

2.1 雌激素依赖与分化型代表性细胞系

对于雌激素依赖、分化型或Ⅰ型子宫内膜癌项目，Ishikawa 是优先考虑的经典模型。该细胞系与 ER/PR 相关性明确，适合用于激素治疗、孕激素研究、PI3K/AKT/mTOR 通路研究、代谢通路研究以及长期给药设计。若研究重点集中在内分泌依赖、ER 信号或激素撤药后的再挑战，Ishikawa 通常是首选平台。

2.2 dMMR/MSI-H 与侵袭型代表性细胞系

HEC-1-A 和 HEC-1-B 常用于侵袭型、部分 MMR 异常背景以及化疗、靶向药研究。与 Ishikawa 相比，这两类细胞系更适合用于非激素依赖、侵袭增强、局部浸润和联合治疗方向。若项目涉及免疫治疗分层、dMMR 相关生物学问题，或关注 p53 与 PI3K 通路的交互作用，可将 HEC-1-A/HEC-1-B 与 Ishikawa 并行设置，以避免结论局限于单一激素依赖背景。

2.3 高侵袭、浆液样与去分化倾向代表性细胞系

KLE 和 AN3 CA 是高侵袭及晚期复发研究中最重要的两类基础模型。KLE 更常用于高侵袭、p53 异常、化疗耐药和浆液样倾向研究；AN3 CA 更常用于局部侵袭、原位扩展和腹腔播散相关研究。对于需要评估药物是否能够覆盖更难治、去分化或侵袭性更强人群的项目，这两类模型通常比 Ishikawa 更具参考价值。

2.4 HER2、ADC 与前沿项目的选型逻辑

HER2 在子宫内膜癌中最具转化意义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于浆液样或 p53 异常亚群。若项目针对 HER2 抗体、ADC 或双抗，应优先选择 HER2 表达可验证且体内表达较稳定的模型，并在皮下与原位阶段持续确认 HER2 水平。对于 HER2 阳性子宫内膜癌项目，可参考 HER2 阳性实体瘤领域的临床研发路径；但在具体实验设计中，仍需优先依据 HER2 状态及侵袭性背景进行模型选择，避免将该策略泛化至所有子宫内膜癌类型。

三、皮下异种移植模型（CDX）

皮下 CDX 是子宫内膜癌中最稳健的早期药效平台，适合开展药效概念验证、剂量探索、药代药效关系研究以及候选分子的横向比较。其优势在于操作标准化、成本较低、重复性较好，适合快速比较小分子、细胞毒药物、ADC 及部分靶向药物。其局限在于难以真实反映子宫微环境、局部侵袭、宫腔内病灶表现、腹腔播散及远处转移，因此不宜单独作为免疫项目、复发项目或抗转移项目的决策依据。

3.1 分化型与激素依赖型皮下 CDX

Ishikawa 联合 BALB/c nude 或 NSG 小鼠，适合用于激素治疗、孕激素研究、PI3K/AKT/mTOR 抑制剂研究、代谢相关药物筛选及长期维持方案的早期评估。通常采用常规皮下接种方式，在肿瘤体积达到约 80–150 mm3 后进行随机分组。若需研究激素依赖性，可根据项目目标加入雌激素或孕激素背景。治疗周期一般为 2–4 周；若研究激素耐药、撤药再挑战或长期维持，可延长至 4–8 周。检测指标通常包括 TGI、RTV、终末瘤重和体重，机制终点可增加 ER、PR、Ki67、cleaved caspase-3、pAKT、pS6 等。阳性对照药物可选用卡铂联合紫杉醇，激素方向可增加孕激素类或 PI3K/AKT/mTOR 通路相关对照。

3.2 dMMR 与侵袭型皮下 CDX

HEC-1-A 或 HEC-1-B 联合 BALB/c nude、NOD-SCID 或 NSG 小鼠，适合用于化疗、联合靶向药物、部分免疫联合方案的前期验证，以及 dMMR/pMMR 分层背景下的基础药效比较。相较于 Ishikawa，这类模型更适合评估侵袭增强、非激素依赖和局部浸润方向。若项目涉及免疫治疗，皮下阶段更适合观察基础肿瘤负荷变化和药代药效关系，后续仍建议进入免疫完整或人源化模型进一步验证。阳性对照可采用卡铂联合紫杉醇；dMMR/MSI-H 相关项目可加入 PD-1 通路药物作为机制参考。

3.3 高侵袭与浆液样皮下 CDX

KLE 或 AN3 CA 联合 NOD-SCID 或 NSG 小鼠，适合用于高侵袭、晚期复发、浆液样倾向、HER2 或 ADC 方向的早期筛选。该类模型常用于难治背景验证，尤其适合化疗后耐药、ADC 排序、HER2 异常或 p53 异常背景下的项目研究。阳性对照药物可选卡铂联合紫杉醇；HER2 阳性项目可增加 trastuzumab 或 trastuzumab deruxtecan 作为映射参考；若项目定位于后线 pMMR 场景，也可将 pembrolizumab 联合 lenvatinib 作为机制参考。

四、原位子宫模型

原位子宫模型较皮下模型更能反映子宫内膜癌的器官微环境、局部浸润、肌层侵犯、宫腔负荷及术后复发过程。对于需要评估药物是否能够改变局部侵袭或宫腔内病灶行为的项目，原位模型通常优先于皮下模型。其不足在于操作难度更高、实验通量较低，并且对荧光素酶标记及活体成像依赖较强，因此更适合作为命中后的升级验证平台。

4.1 人源原位模型

Ishikawa-luc、HEC-1-A-luc、AN3 CA-luc 或 KLE-luc 联合 NSG 或 NOD-SCID 小鼠，可用于局部侵袭、子宫微环境、术后复发和局部给药研究。通常将带有 luc 标记的细胞植入子宫角或宫腔相关部位，再通过活体成像或超声动态监测原位肿瘤负荷。Ishikawa-luc 更适合激素依赖和低侵袭背景；HEC-1-A-luc 更适合侵袭型和复发方向；AN3 CA-luc 与 KLE-luc 更适合高侵袭、肌层侵犯和腹腔扩展研究。检测指标可包括原位肿瘤负荷、局部侵袭程度、子宫重量、体重变化、生存期及 IHC 指标，如 MMR、p53、HER2、Ki67、CD8 等。

4.2 复发与微小残留病灶原位模型

原位模型可与化疗、激素治疗或局部切除联合，构建更贴近临床的复发与微小残留病灶场景。例如，在 Ishikawa 或 HEC-1-A 原位成瘤后，给予孕激素、卡铂联合紫杉醇或其他标准治疗诱导病灶负荷下降，再观察停药后的局部复发；高侵袭方向则可使用 AN3 CA 或 KLE 构建更高强度的复发模型。这类设计特别适合用于维持治疗、停药反跳和局部控制策略研究。

五、腹腔播散与转移模型

尽管子宫内膜癌不像卵巢癌那样以腹腔播散为主，但在高侵袭、晚期复发、浆液样和去分化背景下，腹腔播散与远处定植仍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对于这类项目，仅采用皮下或原位模型往往不足，还应增加腹腔播散或实验性转移模型，以验证更接近晚期疾病行为的生物学特征。

5.1 腹腔播散模型

AN3 CA-luc、KLE-luc 或 HEC-1-B-luc 联合 NSG 或 NOD-SCID 小鼠，适合用于晚期播散、腹膜种植、复发后进展和高侵袭项目研究。通常采用腹腔注射带有 luc 标记的细胞，随后动态观察腹腔结节形成、腹膜播散程度及生存变化。AN3 CA 和 KLE 更适合快速播散与高侵袭场景，HEC-1-B 可作为中等侵袭背景的补充。常用检测指标包括腹腔总生物发光信号、结节数、腹腔负荷评分、体重和生存期等。

5.2 实验性远处转移模型

对于肺、肝等器官定植研究，可采用尾静脉注射、左心室注射或脾内/门静脉注射等方式建立实验性远处转移模型。此类模型在子宫内膜癌研究中并非主平台，更适合用于特定机制问题的补充研究。若项目目标集中于局部侵袭与复发，仍建议优先采用原位模型；若重点在于晚期高侵袭和系统性播散，则可进一步引入实验性转移模型。

六、同种免疫完整模型

同种免疫完整模型的最大价值，在于保留完整免疫系统，因此在免疫治疗、放疗联合、肿瘤微环境重塑、细胞因子研究及局部免疫治疗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对 dMMR/MSI-H 方向的子宫内膜癌项目而言，若研究仅停留在异种皮下模型阶段，通常难以充分判断真实免疫应答，因此应尽早引入免疫完整平台。

6.1 同种皮下模型

可采用鼠源子宫内膜癌细胞，在匹配品系小鼠中建立皮下模型，用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STING、细胞因子、放疗联合以及基础肿瘤微环境筛选。该模型更适合作为免疫项目的早期筛选平台，检测指标包括肿瘤体积、生存期、流式免疫分型、细胞因子及 IHC 等。若获得阳性结果，建议尽快升级至原位或相关性更高的免疫完整模型。

6.2 同种原位模型

同种原位子宫模型更适合模拟局部免疫微环境、肌层侵犯及免疫药物在器官环境中的真实表现，适用于 dMMR 免疫治疗、局部治疗、放疗联合及复发研究。该模型兼具器官微环境与完整免疫系统，因此在免疫项目中通常具有更高优先级。检测指标可包括原位负荷、生存期、免疫浸润、流式检测、IHC 及单细胞分析等。

七、人源化免疫模型

人源化模型适用于验证普通 CDX 模型和同种模型难以充分回答的问题，尤其适合 PD-1/PD-L1 联合、双抗、TCE、CAR-T/NK 以及其他高度依赖人免疫系统的治疗策略。对子宫内膜癌而言，这类模型通常用于关键节点确认，不适合作为高通量筛选平台。

7.1 huPBMC 联合人源子宫内膜癌模型

该模型适合用于短周期免疫治疗、双抗和细胞治疗验证。可选细胞系包括 Ishikawa、HEC-1-A、HEC-1-B、KLE 和 AN3 CA。其特点是建模速度快，适合短期药效观察和免疫激活读数，但 xGvHD 风险较高，治疗窗口较短，更适合 2–4 周内完成的实验。若项目涉及 PD-1 联合、双抗或 ADC 的人免疫依赖机制研究，可优先考虑该类模型。

7.2 huHSC 联合人源子宫内膜癌模型

该模型适合长周期人免疫重建、复杂联合治疗及免疫耐药研究。其优势在于人免疫系统重建更完整，适合持续给药、长期联合及微环境机制研究；不足在于成本较高、周期较长且供者差异明显。因此更适合作为候选药确认阶段的关键验证平台，而非第一轮筛选平台。

八、项目升级路径建议

8.1 激素依赖与分化型项目

建议采用 Ishikawa 皮下 CDX 进行早期筛选，随后进入 Ishikawa 原位模型验证器官相关性，必要时再加入停药复发或长期维持设计。若项目聚焦孕激素、激素撤药反跳、ER/PR 或 PI3K/AKT/mTOR 通路，应优先保证长期给药窗口，以便更准确评估持续治疗效果。

8.2 dMMR/MSI-H 免疫项目

建议先以 HEC-1-A 或 HEC-1-B 皮下模型完成基础药效及药代药效研究，再进入同种或人源化模型验证免疫依赖机制，必要时进一步进入原位模型。临床映射上，可优先参考 dostarlimab 联合 carboplatin/paclitaxel 或 durvalumab 联合 carboplatin/paclitaxel 的前线策略；单药 PD-1/PD-L1 更适合作为后线或机制性参考。

8.3 pMMR/非 MSI-H 项目

建议先使用皮下 CDX 完成早筛，再进入原位或高侵袭模型进行验证，必要时增加人源化模型。若项目定位于 pMMR 人群，应在模型设计中尽量覆盖侵袭、耐药及血管生成相关终点，以更贴近临床后线治疗场景。

8.4 HER2、ADC 与高侵袭项目

建议先使用 HER2 状态可验证的皮下模型进行基础排序，再进入高侵袭原位模型或腹腔播散模型进行验证，必要时增加人源化模型。对于 HER2 阳性项目，可参考 trastuzumab deruxtecan 的研发方向；对于处于临床推进阶段但尚未形成标准治疗定位的方案，可作为研发参考纳入设计。

九、检测指标与阳性药体系

9.1 通用检测指标

皮下模型的核心终点通常包括 TGI、RTV、终末瘤重和体重。原位模型的核心终点包括原位肿瘤负荷、子宫重量、局部侵袭、生存期及 IHC。腹腔播散模型通常关注结节数、腹腔病灶负荷、生存期和体重变化。免疫模型的机制终点可包括 CD8、Treg、髓系细胞谱以及细胞因子；常用分子机制指标还包括 MMR、p53、HER2、ER、PR、Ki67 和 cleaved caspase-3。

9.2 阳性药推荐

通用细胞毒治疗可采用卡铂联合紫杉醇。dMMR/MSI-H 方向可采用 PD-1 通路药物作为参考；前线联合方案可参考 dostarlimab 联合 carboplatin/paclitaxel 或 durvalumab 联合 carboplatin/paclitaxel。面向全部人群的前线方案，可参考 pembrolizumab 联合 carboplatin/paclitaxel，并在后续采用 pembrolizumab 单药维持。pMMR/非 MSI-H 后线方向，可参考 pembrolizumab 联合 lenvatinib。HER2 阳性及高侵袭方向，可采用 trastuzumab 或 trastuzumab deruxtecan 作为参考。对于仍处于临床研究推进阶段的前沿药物，更适合作为研发参考，而非标准阳性对照。

十、各类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皮下 CDX 的优势在于标准化程度高、成本较低，适合早期筛选和药代药效研究；其局限在于难以真实反映子宫器官环境、局部侵袭以及复发转移过程。原位子宫模型更接近真实器官环境，适合局部侵袭、术后复发和长期维持研究，但操作复杂、通量较低，对成像平台要求较高。腹腔播散及高侵袭模型适合高侵袭、晚期复发和难治背景验证，但批间差异较大，定量分析也更复杂。同种免疫完整模型可用于评估完整免疫系统下的药效和作用机制，但鼠瘤与人瘤之间仍存在生物学差异。人源化模型更适合验证依赖人免疫系统的机制，尤其适用于免疫联合、双抗、TCE 和细胞治疗研究，但成本较高，供者差异及 xGvHD 风险也较为明显。

总体来看，子宫内膜癌动物模型的核心，不在于模型数量多少，而在于是否选用了能够回答当前阶段关键问题的模型。对于分化型和激素依赖项目，应优先保证 ER/PR 相关性与长期给药窗口；对于 dMMR 项目，应尽早引入免疫完整或人源化平台；对于 pMMR 项目，应尽量提前纳入耐药、侵袭和血管生成相关场景；对于 HER2 和高侵袭项目，则应尽快由皮下模型升级至原位或播散模型。整体上，建议采用“皮下早筛—原位验证—高侵袭与复发深化—免疫确认”的递进路径，以提高模型结果对子宫内膜癌临床开发的支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