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动物实验研究用户指南

导读

一、指南总览
二、卵巢癌细胞系库与疾病分层特征
三、皮下异种移植模型（CDX）
四、原位卵巢模型
五、腹腔播散与腹水模型
六、转移与特异器官模型
七、同种免疫完整模型
八、人源化免疫模型
九、复发、维持治疗与耐药模型
十、项目升级路径建议
十一、检测指标与阳性药体系
十二、优势与局限

一、指南总览

卵巢癌动物模型的选择，不能仅按照“皮下、原位、转移”进行技术分类，更应围绕研发问题、病理类型和疾病阶段进行分层。对卵巢癌项目而言，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是最核心的建模场景，研究重点通常集中在铂敏感向铂耐药转化、腹腔播散、网膜转移、腹水形成、微小残留病灶、复发维持治疗，以及 FRα、DNA 损伤修复、抗体偶联药物（ADC）和免疫治疗等方向。

与多数实体瘤相比，卵巢癌的临床进展更依赖腹腔内播散过程，因此腹腔播散模型和原位卵巢模型通常比单纯皮下模型更具研究价值。

从研发决策逻辑来看，皮下异种移植模型更适合早期药效、剂量探索和药代/药效（PK/PD）研究；原位卵巢模型更适合回答器官微环境、局部侵袭和网膜转移等问题；腹腔播散模型是评估腹膜种植、腹水和广泛腹腔转移的核心平台；若涉及免疫治疗、肿瘤微环境重塑、细胞因子、双特异性抗体、T 细胞连接器（TCE）或 CAR-T/NK，则应进一步采用同种免疫完整模型或人源化模型。

对卵巢癌而言，更有研究价值的模型路线通常是“皮下早筛—原位/腹腔播散验证—复发/耐药深化—免疫确认”的递进式路径，单一皮下缩瘤结果往往难以充分支撑后续转化判断。

二、卵巢癌细胞系库与疾病分层特征

2.1 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代表性细胞系

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是卵巢癌建模中的主流场景。常用细胞系包括 OVCAR3、OVCAR4、OVCAR5、Kuramochi、OVSAHO 和 Caov3。
其中，OVCAR3 是经典且应用广泛的卵巢癌模型之一，适合用于铂类、紫杉类、PARP 抑制剂联合方向及 FRα 相关研究；OVCAR4 和 OVSAHO 更适合 TP53、HRD 相关背景研究；Kuramochi 常被视为更接近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分子特征的人源模型之一，适合开展机制研究和正位/原位建模。

若项目目标聚焦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建议优先选用与该分型一致度更高的细胞系，避免使用异质性过强或来源不够清晰的旧模型。

2.2 铂耐药与高侵袭代表性细胞系

铂耐药和腹腔播散是卵巢癌项目最常见的升级方向。常用模型包括 A2780、A2780cis、SKOV3、OVCAR8、HeyA8 和 ES2。
其中，A2780 适合标准铂类药效研究，A2780cis 常用于顺铂耐药研究；OVCAR8 和 HeyA8 具有较强腹腔种植和转移潜能，适合腹腔播散和复发方向；SKOV3 是高增殖模型，适用于 HER2、FRα、ADC 和局部腹腔给药研究；ES2 侵袭性更强，适合高侵袭、快速播散和高恶性表型研究。

若项目聚焦铂耐药、腹腔播散或高侵袭表型，建议在 OVCAR3 等相对稳定模型之外，增加 OVCAR8、HeyA8、ES2 或耐药衍生株进行并行验证。

2.3 FRα、PARP 与 ADC 相关选型逻辑

若项目为 FRα 方向，应优先选择 FRα 表达稳定且体内表达不易丢失的细胞系，如 OVCAR3、OVCAR4，以及部分条件下的 IGROV1 或 SKOV3 模型，并在体外和体内成瘤后均确认靶点表达。

若项目为 PARP 抑制剂、DNA 损伤修复或 HRD 方向，则应优先纳入 BRCA/HRD 背景更明确的模型，并设计铂类敏感、铂类维持和铂耐药三个层级。

若项目为 ADC，尤其涉及 FRα、TROP2、NaPi2b 等方向，则除分型外，更应重视抗原表达均一性、体内稳定性以及腹腔病灶中的真实可及性。

2.4 同种与免疫完整模型代表株

在卵巢癌免疫完整模型中，ID8、ID8-luc、ID8-VEGF、ID8-Trp53-/- 及 ID8 衍生高转移亚株是最常用的一组基础平台。
ID8 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在免疫完整背景下重现腹腔播散、网膜转移和腹水形成，是卵巢癌免疫研究中最重要的同种系统之一。

近年来，基于 ID8 的原位、高转移和特定驱动基因编辑模型，进一步增强了其对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临床进展的模拟能力。若项目聚焦免疫治疗、腹腔微环境或复发研究，ID8 系统通常优先于普通人源 CDX。

三、皮下异种移植模型（CDX）

皮下 CDX 是卵巢癌项目最稳健的早期药效平台，适合药效概念验证（PoC）、剂量探索、PK/PD 关联和不同候选分子的横向排序。其优势在于操作标准化、成瘤率高、批间一致性相对较好，能够快速判断候选药物是否具备基础抗肿瘤活性。

同时，这类模型的局限也十分明确。皮下模型难以真实反映卵巢癌最关键的腹腔播散、网膜种植、腹水形成和局部器官微环境，因此皮下缩瘤结果通常不能直接外推为抗播散或抗复发能力。

3.1 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皮下 CDX

常用组合包括 OVCAR3、OVCAR4、OVSAHO、Kuramochi、Caov3 与 BALB/c nude 或 NSG 小鼠。该模型适合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的小分子、细胞毒药物、PARP 抑制剂、ADC 及基础靶向药的早期筛选。

通常采用常规皮下接种方式，当肿瘤体积达到约 80–150 mm3 时入组。治疗周期一般为 2–4 周；若用于维持治疗、PARP 联合或耐药研究，可延长至 4–8 周。常用检测指标包括肿瘤生长抑制率（TGI）、相对肿瘤体积（RTV）、终末瘤重和体重；机制终点可加入 Ki67、cleaved caspase-3、γH2AX、RAD51 和 FRα。
阳性药物可选卡铂、紫杉醇、奥拉帕利、尼拉帕利；FRα 项目可引入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作为高优先级临床映射参考。

3.2 铂耐药与高侵袭皮下 CDX

常用组合包括 A2780cis、OVCAR8、HeyA8、SKOV3、ES2 与 BALB/c nude、NOD-SCID 或 NSG 小鼠。该模型适合铂耐药、ADC、细胞毒药物、联合策略和高侵袭项目的前期筛选。

其中，A2780cis 更适合顺铂耐药场景；OVCAR8 和 HeyA8 可为后续腹腔播散模型提供更自然的升级路径；SKOV3 与 ES2 更适合快速增殖、侵袭性和局部递药项目。
阳性药物可推荐卡铂、紫杉醇和脂质体阿霉素；若项目面向铂耐药后治疗，也可增加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或其他 ADC 方向药物作为对照参考。

四、原位卵巢模型

原位卵巢模型比皮下模型更接近临床器官环境，能够更真实地呈现卵巢局部基质、血供、网膜转移和腹腔扩散早期过程。对需要回答“药物是否真正改变了卵巢原发灶向腹腔播散能力”的项目，原位模型通常比皮下模型更有针对性。

其局限在于手术操作要求高、通量较低、批间差异较大，并且对荧光素酶（luc）标记和活体影像系统依赖较强。

4.1 人源原位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OVCAR8-luc、HeyA8-luc、SKOV3-luc、ES2-luc 与 NSG 或 NOD-SCID 小鼠。该模型适合用于卵巢器官微环境、局部侵袭、网膜转移、局部给药和复发研究。

通常将 luc 标记肿瘤细胞接种于卵巢囊膜下或卵巢局部组织，并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IVIS）监测原位肿瘤负荷及后续腹腔播散。
其中，OVCAR8-luc、HeyA8-luc 和 ES2-luc 更容易形成侵袭和腹腔播散；SKOV3-luc 更适合靶向药、ADC 和局部给药研究。常用检测指标包括原位肿瘤负荷、IVIS 信号、网膜转移、腹腔结节数、腹水和生存。

4.2 同种原位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ID8-luc、ID8-VEGF、ID8 高转移衍生株与 C57BL/6 小鼠。该模型适合免疫治疗、腹腔微环境、网膜转移、腹水形成和局部免疫调控研究。

ID8 原位模型是卵巢癌免疫研究的关键平台，可在免疫完整背景下模拟原发病灶与腹腔播散。部分高转移衍生 ID8 亚株在原位场景中进展更快，更适合中后期药效和耐药研究。
若项目涉及 PD-1/PD-L1、STING、细胞因子、髓系调控或先天免疫激动剂，建议优先考虑 ID8 原位模型。

五、腹腔播散与腹水模型

卵巢癌最具特征性的模型类型是腹腔播散模型。该模型能够直接评估腹膜种植、网膜定植、浆膜面转移、腹水形成和多部位腹腔病灶，是卵巢癌项目中最具转化意义的平台之一。对大多数晚期卵巢癌药物而言，腹腔播散模型的优先级通常高于单纯原位原发灶模型。

5.1 人源腹腔播散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OVCAR8-luc、HeyA8-luc、SKOV3-luc、ES2-luc、OVCAR3-luc 与 NSG 或 NOD-SCID 小鼠。该模型用于评估腹膜播散、网膜转移、腹水形成、腹腔病灶缩减和腹腔内给药策略。

通常采用腹腔注射 luc 标记细胞的方式，根据细胞系不同监测 2–6 周。OVCAR8-luc、HeyA8-luc 和 ES2-luc 一般播散更快，适合快速药效验证；OVCAR3-luc 更适合高等级浆液性卵巢癌背景和较长期治疗设计；SKOV3-luc 适合 ADC 和靶向药方向。
检测指标包括腹腔总生物发光信号、腹膜结节数、网膜重量、腹水量、PCI 类评分和生存。
阳性药物可选卡铂联合紫杉醇、脂质体阿霉素；FRα 方向可纳入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PARP 方向可纳入奥拉帕利或尼拉帕利。

5.2 免疫完整腹腔播散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ID8、ID8-luc、ID8-VEGF、高转移 ID8 亚株与 C57BL/6 小鼠。该模型用于免疫治疗、腹水微环境、髓系抑制、T 细胞浸润、复发和维持治疗研究。

ID8 腹腔播散模型能够形成腹膜结节、网膜病灶和腹水，是卵巢癌免疫完整研究的核心平台。高转移衍生 ID8 亚株和部分基因编辑版本可更快形成重度腹腔疾病，更适合中晚期药效研究。
常用检测指标包括腹腔病灶负荷、腹水、免疫细胞谱、细胞因子和生存。若项目需要回答“在免疫系统参与下，药物是否能够抑制腹腔播散和腹水”，该平台应优先纳入研究。

六、转移与特异器官模型

卵巢癌远处转移虽不如腹腔播散常见，但在脑、肝、肺和网膜优势定植研究中仍具有价值。其中，网膜转移和腹膜表面种植应视为卵巢癌模型体系中最核心的“特异器官/特异部位转移”研究方向。若项目专门关注网膜趋向性、腹腔黏附或局部转移，可采用具有更强网膜亲和性的衍生株。

6.1 网膜转移模型

常用模型包括 OVCAR8-HM、ES2-HM 和 ID8 高转移亚株。该模型适用于研究网膜嗜性、早期黏附、间皮细胞相互作用和转移抑制策略。

通过体内筛选获得的高转移亚株通常具有更强网膜定植能力和更早期广泛播散特征，适合评价抗转移和抗黏附策略。
常用检测指标包括网膜结节负荷、腹膜播散范围、组织病理，以及 EMT 和 ECM 相关标志物。

6.2 肝或肺定植模型

常用模型包括 ES2、SKOV3、OVCAR8 衍生高侵袭株。该模型用于研究晚期远处转移和循环后定植。
研究中可采用脾内或门静脉模型评价肝定植，也可采用尾静脉模型评价肺定植。

这类模型在卵巢癌研究中通常不作为首选平台，更适合作为特定机制问题或特殊项目的补充，难以替代腹腔播散模型作为主要决策依据。

七、同种免疫完整模型

同种免疫完整模型在卵巢癌中的价值较高，因为卵巢癌项目中的许多关键问题都与腹腔免疫环境、髓系抑制、T 细胞耗竭、腹水细胞因子和局部治疗密切相关。与人源 CDX 相比，这类模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回答“在完整免疫系统存在条件下，药物作用是否仍然成立”。

7.1 同种皮下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ID8 或 ID8 衍生株与 C57BL/6 小鼠。该模型适合免疫检查点、STING、先天免疫激动剂、细胞因子和联合治疗的早期筛选。

通常在皮下接种后于 50–100 mm3 入组，治疗周期一般为 10–21 天。常用检测指标包括肿瘤体积、生存、体重、流式免疫分型、免疫组化（IHC）和空间免疫分析。
该模型适合免疫项目早期筛选，但若命中后未进一步升级至腹腔播散或原位模型，通常难以充分支持卵巢癌转化判断。

7.2 同种原位/腹腔模型

常用组合包括 ID8-luc、ID8-VEGF、高转移 ID8 亚株与 C57BL/6 小鼠。该模型用于免疫治疗、腹腔微环境、腹水免疫学、复发和维持治疗研究。

这是卵巢癌最重要的免疫完整平台之一。与皮下模型相比，该模型更能体现腹腔巨噬细胞、髓系细胞、T 细胞状态和局部免疫抑制网络。
常用检测指标包括腹腔病灶负荷、腹水、CD8/Treg、髓系细胞谱、细胞因子和生存。
阳性药物可选择抗 PD-1/PD-L1、抗 VEGF 相关策略、铂类联合、PARP 联合以及先天免疫调节剂。

八、人源化免疫模型

人源化模型适合回答普通 CDX 和同种模型都难以充分回答的问题，尤其适用于 FRα/CD3 双特异性抗体、TCE、CAR-T、CAR-NK、依赖人免疫系统效应的 ADC 及复杂联合策略。对卵巢癌而言，这类模型通常用于关键节点验证，不适合作为高通量早期筛选平台。

8.1 huPBMC + 人源卵巢癌模型

该模型适合短周期免疫治疗筛选。常用细胞包括 OVCAR3、OVCAR4、OVCAR8、SKOV3、HeyA8 和 ES2 等。

其特点是建模速度快，适合短程 TCE、双特异性抗体、CAR-T/NK 和细胞因子研究。其局限在于异种移植物抗宿主病（xGvHD）风险较高，治疗窗口较短，更适合短期药效和免疫激活读数。
检测指标可包括 hCD45、hCD3、hCD8、hNK、细胞因子、肿瘤负荷，以及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 xGvHD 风险指标。

8.2 huHSC + 人源卵巢癌模型

该模型适合长周期人免疫重建、复杂联合和微环境机制研究。其特点是免疫系统重建更完整，适合研究持续性免疫治疗、耐药和微环境重塑；但建模周期长、成本高、供者差异较大。
通常建议在候选药确认阶段后使用，或在必须解释复杂免疫机制时采用。

九、复发、维持治疗与耐药模型

在卵巢癌项目中，复发和维持治疗研究的重要性明显高于许多其他实体瘤。若项目目标为维持治疗、微小残留病灶清除、铂后复发抑制或 PARP 联合，应避免仅采用短程皮下模型。

更推荐采用原位或腹腔播散模型，在铂类诱导缓解后进入维持治疗阶段，或在手术减瘤、腹腔病灶缩减后观察复发。
推荐路线包括：在原位或腹腔播散建模后，先使用卡铂/紫杉醇诱导病灶下降，再转入奥拉帕利、尼拉帕利、抗血管生成药物、ADC 或联合方案进行维持观察；也可采用 A2780cis、OVCAR8、HeyA8 等耐药背景模型直接评估复发后治疗。
这类模型更接近卵巢癌临床“初治缓解—维持—复发”的真实路径。

十、项目升级路径建议

10.1 细胞毒药、靶向药与 ADC 项目

建议采用“皮下 CDX 早筛—腹腔播散模型验证腹膜/网膜场景—必要时进入原位模型确认器官相关性”的路径。
若项目属于 ADC 或 FRα 方向，需尽早加入目标表达稳定、腹腔病灶可及性更高的模型，避免仅依赖皮下缩瘤结果进行判断。

10.2 PARP、DNA 损伤修复与维持治疗项目

建议采用“HRD/BRCA 相关皮下 CDX 早筛—原位或腹腔播散模型建立后用铂类诱导缓解—进入维持治疗设计”的路径。
若项目涉及铂耐药逆转，应增加 A2780cis、OVCAR8 或 HeyA8 等耐药/高侵袭模型。
在临床映射上，可优先参考奥拉帕利、奥拉帕利联合贝伐珠单抗，以及尼拉帕利在一线维持和复发维持场景中的应用。

10.3 FRα 与 ADC 项目

建议采用“FRα 高表达皮下模型确认基础药效—腹腔播散模型验证广泛腹腔病灶中的活性—必要时进入人源化模型评价免疫相关机制”的路径。
当前 FRα 方向中，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是高优先级临床映射参考药物，适合用于 FRα 阳性、铂耐药场景下的对照研究。

10.4 免疫治疗项目

建议采用“同种皮下早筛—ID8 原位或腹腔播散模型验证—必要时进入人源化模型”的路径。
卵巢癌免疫项目若长期停留在皮下模型层面，往往难以充分覆盖腹水、腹腔髓系抑制和局部免疫微环境，因此应尽早完成模型升级。

十一、检测指标与阳性药体系

11.1 通用检测指标

皮下模型核心终点包括 TGI、RTV、终末瘤重和体重。
原位模型核心终点包括原位肿瘤负荷、网膜转移、腹腔结节、IVIS 和生存。
腹腔播散模型核心终点包括腹膜结节数、网膜重量、腹水量、PCI 类评分和生存。
免疫模型机制终点包括 CD8、Treg、髓系细胞谱、细胞因子、腹水细胞学和人免疫重建率。
其他机制终点还可包括 FRα、Ki67、cleaved caspase-3、γH2AX、RAD51、CD31 和 F4/80。

11.2 阳性药推荐

初治或通用场景可选卡铂、顺铂、紫杉醇和脂质体阿霉素。
抗血管生成方向可选贝伐珠单抗。
PARP/维持治疗方向可选奥拉帕利、尼拉帕利；HRD 阳性一线维持可参考奥拉帕利联合贝伐珠单抗。
FRα/ADC 方向可选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免疫相关方向更适合同种或人源化模型中评价抗 PD-1/PD-L1 药物。

其中，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适合作为 FRα 阳性、铂耐药卵巢癌方向的临床映射参考药物；尼拉帕利当前一线维持适应症主要针对 HRD 阳性高级别上皮性卵巢癌；奥拉帕利则可用于 BRCA 突变一线维持及 HRD 阳性联合贝伐珠单抗维持场景。

十二、优势与局限

皮下 CDX 的优势在于标准化程度高，适合高通量早筛和 PK/PD 研究；局限在于对腹腔播散、腹水和网膜转移的外推能力较弱。
原位卵巢模型的优势在于更接近卵巢器官环境，适合局部侵袭和原发灶向腹腔扩散研究；局限在于操作复杂、通量较低，并且对影像依赖较强。
腹腔播散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反映卵巢癌临床自然病程中的腹膜种植、网膜转移和腹水形成，是卵巢癌最重要的高价值模型之一；局限在于定量复杂、批间差异较大，并且对实验经验要求较高。
同种免疫完整模型的优势在于可评价完整免疫系统和腹腔微环境，尤其适合免疫治疗与肿瘤微环境（TME）研究；局限在于鼠源肿瘤与人源肿瘤之间存在物种差异。
人源化模型的优势在于可验证人免疫依赖机制，适合双特异性抗体、TCE 和细胞治疗；局限在于成本较高、供者差异较大、xGvHD 风险较高，统计噪声也更明显。

卵巢癌动物模型的核心价值，不取决于模型数量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选择了最能回答当前科学问题的模型。对卵巢癌项目而言，腹腔播散、网膜转移、腹水形成、维持治疗和复发路径，决定了其模型体系与其他实体瘤存在明显差异。
若项目处于早期筛选阶段，皮下模型已具备较高效率；若目标是开展真正具有转化意义的卵巢癌研究，则应尽早进入原位卵巢或腹腔播散平台。整体上，建议采用“皮下早筛—原位/腹腔播散验证—复发/维持深化—免疫确认”的递进路径，以提高模型结果对后续临床开发的支持价值。